父亲在世时，庶出子未必得看重，析产更不用想，等父亲去世，嫡母、嫡子把持家产，庶出子哪能分到什么。

嫡庶有别，使得嫡庶兄弟之间的关系很差，庶出兄弟在嫡出兄弟面前，连仆人都不如。

更别说同居共财的存在，使得族产控制在主支、嫡系手上，庶子们想要沾光都艰难，跟别想对家产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

所以历朝历代律法中，即便对于家产继承规定了“诸子均分”，根本就是具文（空文），在大族那里行不通。

当然，嫡庶有别的情况在各地多有不同，在江左，不怎么讲究嫡庶之别（相对），但在河北，庶出子甚至都没资格入族籍，想要“诸子均分家产”根本就是笑谈。

因此，法理和现实存在很大差异，律法规定的家产继承、诸子均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

但是，即将修订的《明德律》，却要做到。

《明德律》分篇《民律》，对于户籍和继承及析产有规定（拟定），首先是主张“别籍异财”，也就是要求父祖在世时，子孙成婚或成年，就得另立门户、析分家产。

严格执行一户五口的户籍政策，而条款中的“子孙”，自然是不分嫡庶的。

父亲再讨厌那儿子，也得析分一定财产相助成家，其额度，按父亲名下家产至少十分之一给（拟定）。

第二个儿子成婚分家，父亲又要将此时名下家产十分之一给儿子。

若父母去世，诸子分家产，不分嫡庶，均分，即诸子均分。

当然，这种均分并不是简单地将家产平均分成若干份，要考虑一些因素。

譬如《民律》拟规定嫡长子、嫡长孙不得和父祖分籍，以便赡养老人，所以在继承家产时，嫡长子（嫡长孙）应该多得一些，作为赡养父母的补偿。

还有，均分家产时，未成年的幼子要多分些（相对），以便成婚所需。

这样的规定，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具备处罚能力的律法：谁敢违反析分、继承时诸子均分家产的律法，处流刑，依据情节轻重，到不同距离的流刑地待上若干年。

最远可到万里之外的澳州。

房玄龄知道，若是《民律》里的“别籍异财”、“诸子均分”都一一落实并严格执行，一场浩劫就要降临了。

别处不说，河北多有同居共财的大族，旁支众多，一旦朝廷强力推行新律，必然导致这些大族包括许多士族元气大伤。

道理很简单，人性自私，大家族的旁支、庶出子弟，巴不得分家分产。

自明德元年以来，河北粮价、布价持续走低，许多大族赖以为生的庄园已经渐渐捉襟见肘，收入锐减，勉强维持，这导致族产明显缩水，也让族人心生怨言。

有人自己出去谋生，到永济渠、黄河沿岸商埠、城池务工、做买卖，反倒比留在家乡过得好，于是有更多人效仿。

他们自己创下的私产，是不愿意归为族产的，若自己本人有个万一，家产想要留给妻儿，而不是被族长接管，所以有强烈的“别籍异财”需求。

现实如此，导致同居共财大家族的处境颇为微妙，若此时朝廷真的推行新律，这些家族的旁支、庶出子弟，必然如同饿狼扑羊，将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族产瓜分一空。

没有了族产，家族的凝聚力骤然下跌，虽然不至于马上分崩离析，却会形同枯木，失去生机。

传承数百年的家族，就此日薄西山，房玄龄知道天子一贯来对世家不怀好意，此次修订《大周律》，就是要进一步瓦解世家大族的实力。

不仅要往世家大户已经血淋淋的伤口上撒盐，还要连带着在士族、大族的身上狠狠砍上几刀，这不是浩劫是什么？

然而这种做法却很“软”，利用了人性自私，所以响应者恐怕不会少，效果会十分显著。

宛若前汉时，汉武帝行《推恩令》，将诸侯国轻易瓦解那样。

天子很强势，如今中枢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所以新律一旦定稿并且推行，即便阻力再大都会造成一连串影响。

房玄龄很担心未来，但他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天子明摆着就像当年用《梁书》敲打佛教那般，行阳谋敲打世家大族，漫天叫价，等着坐地还钱。

这种阳谋，谁也不敢掉以轻心，都得认真“还价”，因为万一天子的阳谋得逞，搞不好真就来硬的，届时悔之晚矣。

想到这里，房玄龄觉得很无奈，天子精力旺盛，时不时就要搞事，还不是蛮干，特别喜欢“讲道理”、行阳谋，让人哭笑不得。

碰上这种君王，还真是....

房玄龄心中盘算着：唉...希望能说服太子，多劝劝陛下，不要老是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