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关系社会，有关系自然就有人情，还包括其他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社会的大熔炉里又是交葛缠绕、错综复杂。我国还是一个崇尚中庸之道的国家，这注定在不牵涉到自己的利益时，谁也不会闲着没事干专门去做那些得罪人的事情，这也注定了反腐工作的艰难。再者，水至清则无鱼，说得悲观一些，倘若没有了利益的刺激，就目前的精神境界，恐怕真正能做到不记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恐怕是少之又少。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工作是靠人干的，没有了动力和压力，自然就没有创造力。

这社会就是如此矛盾！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时，在总设计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当大家的工资收入比不上飞涨的物价时，难免会有人无法坚持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句话说得好，干部也是人，他必须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干部，同样也会面对吃喝拉撒油盐酱醋的困扰，所以才有了特权，所以才有了新“四个基本原则”。

陆渐红是反对特权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自己同样享有特权，这是国情，谁也改变不了，记得网上曾经有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副市长上下班都骑电动车，这在网络上造成了轰动，有的说这是廉洁奉公的表现，有的说这根本就是出风头，虽然褒贬不一，但是由此可见，领导的特权为广大群体所关注。

陆渐红天马行空地随意而想，心头却是沉重得很，若不是费江东提醒他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他或许还会坐在椅子里去想。

费江东一直在揣摩陆渐红的想法，也很有收获，对于领导的廉洁也是心有所感，就如此的陆渐红，虽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大抵与反腐有一些联系。

陆渐红并没有因为过了下班的时间而起身，反而是点了根烟，缓缓地吸了一口，道：“江东，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把两个孩子招回来读书？”

这个问题费江东回答起来颇有些难度，不过联想到一些其他的东西，费江东斟酌了一下言辞，道：“陆市长，其实您现在的这种情况与子女在国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香港本就是我国的，而安董在香港有自己的产业，孩子在身边读书无可厚非，没有什么法律法规规定，孩子一定要在父亲身边读书吧？别说这个新闻是不实新闻，即便是真出台了这样的政策，那也是学业有成后的一年内，什么叫学业有成，这个不好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