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这种东西,在华夏的文化当中,有几种不太一样的含义。一是,人情是指个人遭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二是,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而第三,人情是指华夏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其实徐君然也明白,自己给关波打了这个电话,肯定就要欠下对方的一个人情。
而他更明白,关波,非常乐意送给自己这个人情。
促使华夏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一个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他可能回报的层面越广,回报的方式也越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掌握的资源越少,他可能做出的回报也越为有限。
在华夏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交结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后,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对方的请求;反之,资源支配者就很有可能拒绝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如果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者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很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僚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其道理就在于此。
“关县长,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的亲戚,在咱们县菜市场卖菜。我想请你帮个忙,给他们在菜市场附近找个摊位。”
徐君然想了想,对关波说道。
与其自己大张旗鼓的让关波去查那些违法的工商所干部,倒不如先给大牛两口子搞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想法,远远不如自己能吃上饭的事实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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