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在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印尼、南洋、缅甸以及韩8个独立国与日本这个保护国。在所有的这些国家里，汉语都成为第二语言，从小学起，这些国家的学童们就必须学习南京指导编写的汉语识字读本。人们收听中国的广播，开着中国造的汽车，看着中国的电视，里面播放的是中国的电影和音乐节目。他们在中国财阀拥有的工厂里工作，在亚洲，中国的影子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而当地人以及所在国，亦从中获得了属于他们的回报。

在战争结束后的第十个年头里，对于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极为美好的一年，尽管十年间，中国人的收入仅只增加了两倍，为了同日益崛起的代表着北方工业界利益的“国家运动联盟”竞争，在国民党第二执政期内，其于国内全面推行社会养老、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国民安居等一系列的福利再分配，为抑制北方财团等财阀的力量，又通过税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尽管遭到资本界的抵制，但即便是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

到了宪政的第十个年头，随着世界工厂地位的隐约形成，中国制造的工业品、消费品不仅如潮水般的席卷了世界，年青一代的工人并不满足于“吃饱穿暖”的消费意识的觉醒，更是随着劳工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内需市场亦空前繁荣。此时，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了曾经的贫困与衰弱，不仅实现了崛起，且在崛起的过程中，民众得已分享崛起的红利。

而崛起的红利的分享却是与政治有着很大的关系，十年的政治竞争，使得中国的两大政党为争夺选民总是会慷慨的提出各种方案以赢得民心，当国民党推行“社会保险体系”的时，国家运动联盟提出了更为详细的方案，而国民党随之推动了“十二年义务教育案”，在国运联盟提出“国民安居计划”时，国民党又提出了“保障劳工权益”，在这种政治角逐之中，国民反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或主动或被动的财富再分配，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更为合理。

中产阶级在短短的十年间迅速崛起，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郊区化的独栋别墅组成的社区开始出现在城市的周围，在郊区化取代城市化的同时，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开始走进许多普通人的家庭，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当出生于“军兴”时期的高中生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工厂工作时，他们即可以享受到优厚的福利，生活质量甚至不逊于曾经教育他们的中学教师，良好的社会保障，使得他们迅速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甚至过起了让父辈不敢想象的日子——在休假时，他们甚至不再局限于身边或者国内的景点，而是会搭乘廉价游轮以至飞机前往东南亚旅游，在那里，诸多针对中国游客的度假村，几乎每天都挤满了来此休假的中国游客。

此时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