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朝廷以黄老之术治国,有罪轻惩甚至有罪不罚,都是常有之事,而时人美其名曰不伤天和。如此治国手腕,不能说不好,但绝对无法缔造强大帝国。要建立强大帝国,得靠赏罚分明,有赏罚,人才会不作恶,而思奋进。汉初朝廷看似心胸宽大,实则这份宽和之下,导致的是官吏贪赃枉法,滋生无数人间悲剧,国家更不可能很好的调用国力。刘彻能缔造汉武帝国,自然有他的道理,以“酷吏”惩办不法官吏,除去官僚系统中的蛀虫,推行新的规则,让官吏少作恶而戮力国事,改良社会风气,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跟商鞅在秦国变法,实在是有共通之处。
李从璟无意去做秦孝公和汉武帝,因为时代不同,他心中的想法也不同,但行事的方法,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苏禹珪有类似“酷吏”的做派,也是一种必然。
李从璟靠在扶背上,手指轻轻敲打着扶手,徐徐道:“长兴年间,朝廷曾大举整顿吏治、肃清不法,眼下才多少年,难道天下吏治又乱了?而且是在朝廷持续完善体制,时时大力监察的情况下?”
“从古至今,从不缺贪官污吏,尤其是寒门士子做官后,争权夺利、收受贿赂之事,更是不可禁绝。”苏禹珪站得笔直,“如今九州一统,边境虽仍有战事,但对许多权贵而言,天下实已太平。当此之际,这些在往前的天下大乱中,贫穷过窘迫过流血过立功过,而如今掌握了权力的,自然没有不大肆揽权与聚敛财富的道理。”
“若非长兴年间陛下曾大力肃清吏治,眼下之大唐官场,真不知已经糜烂到了何种地步。”苏禹珪直言不讳,“长兴之治,使我大唐能一统九州,而若陛下欲求大唐再现盛世,则需定鼎之治!”
李从璟不说话了,只是打量着苏禹珪。
若是换做寻常官员,此时必定如坐针毡,马上就要下拜谢罪,但苏禹珪这种人,心头唯有律法最是神圣,其它的都不能与之相比,所以身如劲松,不动如山。
苏禹珪继续道:“所谓长治久安,长治才能久安,世间断无一劳永逸之事。幸有长兴之治,眼下大唐才有推行大唐律的基础,若无长兴之治,纵然臣将大唐律书写得再如何完善,它也不会有面世的可能。如今,陛下推行大唐律,有重开九天之意,是为天下重塑秩序,此等改天换日之举,焉能不流血、不流许多血?”
抬起头,苏禹珪掷地有声:“但即便如此,眼下推行大唐律,也不会比长兴之治流更多血,这都是陛下治理江山之功劳,除此之外,还有边境大战提供时机。但若是此事拖延下去,再过十年,天下承平日久,得富贵病的官吏太多,陛下再推行大唐律,恐怕就不是流一些权贵的血就能做得到的了。而若是等到数十年后,官场定型,风气败坏,官吏、百姓都习惯了腐朽规则,荼毒积淀太深,社稷病入膏肓,一部治世的大唐律,恐怕就会成为乱天下的罪魁祸首!到得那时,纵然君主再如何圣明,恐怕都不可能重塑大唐盛世,顶多,得个中兴之治的虚名但这于江山根本又有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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