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巴不得他沉默，反正他们有旨意在，就是想拖垮他，彻底拖垮。

强伟差一点就给垮了。

望着面前这张憔悴的脸，钟超感慨万千。强伟的名字他很熟，还在邻省工作时，他就常听秘书长说起，秘书长对强伟评价很高，说这是一位难得的将才，有魄力，有冲劲，重要的，此人有良知。

是啊，“良知”这个词，看似简单，但真要能永久地保持在身上，又是那么难。有些人官一做大，不但良知没了，就连起码的人性也没了，通身上下，只剩一样东西，那就是可怕的官性！

官性有时候其实很接近兽性，至少，在贪婪和暴虐这两方面，表现得很相近。

钟超骨子里最痛恨的，就是这官性。为官第一天起，钟超就告诫自己，先做人吧，这辈子能把人做好，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天地了。这么多年过来，钟超的感觉是，做人容易，做官难，真难。这跟别人的想法可能相反，关键是别人没在高位上坐过，如果坐了，怕也会发出这样的叹。

做人由得了自己，自己清，则清，自己正，则正。做官，却很难由得了自己，水清则鱼清，水浑，则鱼也难得不浑！有时候，清与浑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界限。比如眼下，他能说强伟清吗？又能说强伟浑吗？

他收回目光，沉沉地道：“你的事我听说了，你也别做解释，不管怎样，随便动用公款是不对的，这个浅显的道理你不可能不懂。法就是法，犯了，你就没什么好说的，还是主动承担责任吧。”

就这么一句，他就给强伟定了性。纪委的两位同志翻了一阵白眼，等待他说下去，钟超却没了下文。半天，见他们还愣在那儿不走，抬起头道：“怎么，你们也不平衡是不？”

两位同志只好带着强伟出来。随后，省纪委作出决定：给予强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暂时调离河阳，听候安排。

钟超这样做，并不是想证明他有多清正，多铁面无私，关键是，强伟已不能继续在河阳干下去，无论从他本人还是从河阳的整体工作，他都不能把强伟继续留在河阳。

必须让他离开！这是钟超还未正式上任时就有的想法。

这些天他反复研究过强伟的贪污案，要说，这事定性为贪污，并不亏强伟。钱他的确拿了，而且当时确实是从移民安置款中拿的。这点强伟有过解释，他在北京只打电话说急用钱，并没说从哪个账上拿。当时由他直接负责的，就是这笔移民安置款，会计理所当然就从这账上拿了四十万。过后，强伟问起过这事，会计说，钱是从事业费中借支的，强伟说，先从我工资中扣吧，等筹到钱，我再还上。四十万，一下两下的，他从哪筹，加上他工作如此繁忙，就算有地方筹，也没时间。结果就在账上挂了很长时间。后来有一天，会计神神秘秘说，账他做平了，借款的事，不用他再费心。强伟一惊，抬头盯了会计半天，问：“怎么做平的？”会计诡秘地一笑：“强书记，做账是会计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总之，这钱我跟谁也没提，也没第三个人知道，你就把这事忘了吧。”

从会计的神态还有语气，强伟忽然感觉到不对头，第二天，他叫来审计部门的同志，安排对移民安置款审计，结果审计中发现，会计将一百多万挪走，强伟这才害怕了，真正的害怕。还好，会计没把这笔钱挥霍掉，他还算胆小，只是拿它在河阳几家市场买了商铺。如果真让他挥霍了，强伟这辈子，怕都没好日子过。

强伟很快从昌平还有别的地方借来钱，还了那笔账，还账时他才发现，最初这钱是从移民款中借的，后来会计从其他账上把钱挪了过来，然后又用河阳宾馆的**平了这账。

会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做河阳宾馆的经理。

会计的目的没达到，几间商铺又被强伟收回，耿耿于怀，尽管强伟将这件事压了，没做任何处理，但是他还觉得心里不平衡。于是暗中将强伟借款的事说了出去，而且添油加醋，说平账也是强伟的旨意，购那些商铺，更是强伟的主意，等等。

钟超有钟超的想法，强伟当然不是贪污，如果贪污，不会笨到直接从账上拿钱，况且也用不着在账上挂这么长时间。身为市委书记，随便张个口，甚至稍稍暗示一下，甭说四十万，就是四百万，也有人送来。况且他一上任，余书红便主动找他，将事情的原委道了出来，从内心讲，他是能理解强伟的，也不觉得这事做得多不光明。但这事有个前提，就是他没及时把问题处理掉，更没对会计做任何处理。两样事合到一起，就让人觉得别扭。

给个严重警告，还算是处理得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