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宋末年，卢俊义渐渐发觉。那些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八成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慈善事业，都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而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弟。因此，这时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北宋时期的政府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兴办公益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其实，平心而论，封建社会里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后世外资进入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mǎ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mǎ事。从那些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也是如此，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地租就是佃户的剩余价值。

卢俊义后来也知道那刘彩和周扒皮的故事都纯属艺术加工，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

而梁山义军那原有的一百零八名好汉，除了陶宗旺是庄户出身，剩下的全部都不是农民出身。有三分之一是军官、地主、富绅，但剩下的大部分则都是无业流民、小偷、地痞liu'máng，换言之，梁山起义并不是什么很有正义xing的农民起义。

在设置政权，安排官员的时候，卢俊义就深深感觉到手下这些将领，因为他们的阶级和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他们大部分都不适合治政，能够去治政的都是地主阶层出身的。剩下的人物，他们也许能作战，也许能斗争，但他们搞不清楚卢俊义的政治主张。这是卢俊义深切的忧患，他不能指望带着这帮人就能取得天下进而治理天下。

卢俊义那满脑被后世填鸭教育灌输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现实变得毫无说服力。

刨除蔡京、高俅、祝朝奉等少数民愤极大的大官僚、大地主之外，比起后世那种靠着官*商*勾*结囤积大量土地谋取暴利的开发商（后世地主）和那些热衷于跟开发商交朋友喜欢寻租的官员，宋朝大部分的地主和官僚简直都是圣人，何况宋朝相当一部分地主和官僚都曾留下了传颂千古的美丽宋词宋诗，后世那些地主官僚只知道用自己拙劣的题词污染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