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子还在元丰改制之上。

元丰改制之后，天下所定吏额比改制前的旧额多了很多。

这是但是苏油给赵顼的建议，如今大宋和汉唐已经截然不同，管理细致了很多，事务也多出了很多，与汉唐粗放的政权不下乡，“太守县令承包责任制”，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加上商业兴盛，流动增加，因此官员比汉唐多，这是正常的。

但是经过多年施政之后，朝廷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前的设计还是过于粗放，有些部门官员偏多，有些部门官员又偏少，因此有必要做一次调整。

这就涉及到定额的问题。

公务员改革，这是真真正正的深水区。

苏辙有个手下叫白中孚，对苏辙建议：“吏额其实并不难定。以前负责这个事情的部门叫流内铨，如今更名为了侍郎左选，是事务最繁重的部门。”

“我们就拿这个部门来举例，以前负责考铨的吏员只有十来人，如今多到了几十人，这就是事务并没有增加，而用吏数倍于以前。”

“为什么呢？因为元丰改制以前，国家没有对官吏实施重法、重禄，吏员们贪图贿赂，又不愿意人多了分散收入，故而竭力办事，劳而不避。”

“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以前少了，吏员们也有固定收入了，因此都不忌部门加人，反而高兴于少事。”

“这就是吏额这些年来的本质变化。”

“要定下来一个部门需要多少人，其实很简单，旧法以各司的事务难易程度，一共分了七等，我们将之作为标准，繁重的工作算作一分，轻松的工作至一厘以下。”

“我们只要取逐司两个月的事务，做一个分析统计，所有事务的分数就能够定下来，再积若干分为一人。如此一来，每个部门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

苏辙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又加上自己的思路，就是目前并不裁撤一人，只需要等待吏员年满转出，或者身故，吏员超额的那些部门不做补充，等到及额而止就可以了。

如此不显山不露水，不过十年，超额的那些部门自然就消尽。

应该说苏辙这个主张是非常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于是这个建议上报到尚书省，当时就获得通过。

数月之后，诸司的统计工作完成，苏辙又根据统计数据做成报告，以申三省。

吕大防得书大喜，认为这必将是自己任上的大政绩，特别重视，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的来详定此事。

有个叫任永寿的吏员，为人精悍而滑，预先知道朝廷要进行吏额改革，提前做好准备。

每次见到吕大防，都能侃侃而谈。

这让吕大防很欣赏，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让任永寿与几个吏员筹备此事。

但是吕大防犯了个错误，想吃独食，又因为吏额房是新成立的部门，没有告知门下省，“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省”。

但是高滔滔是必须知晓这件事情的，一天，内中出了两封高滔滔签署同意的文书到中书，其中一封就是同意一个部门吏额的事情。

门下省收到这封文书后，当值的吏员去找本省侍郎刘挚，请封送尚书省，不予处理。

刘挚说道：“凡是内中当时文书，必录黄过门下，照章办理就是。”

那名吏员说道：“尚书省主吏额事，径下其省已久了，这封文书是因为失误才送到了这里的。”

刘挚回答：“本省不知其它，一切当如法令。”

于是门下省便将这封文书纳入复核范围，遂作录黄，就是签署了意见，然后再转给任永寿他们。

任永寿见到门下录黄不禁愕然：“两省之前都没有参与此事，现在上面怎么出现了录黄？”

应该说任永寿还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去找吕大防，让吕大防通知门下省，选吏员赴局同领其事。

吕大防去找刘挚说明意思，刘挚说道：“门下行录黄那是法度，并非有意对处理此事的吏员表示不满。如今让我们两省的人去都省分功，没有这个必要。”

吕大防也就不为己甚，等到定吏额的事请下来，任永寿等获得了朝廷的嘉奖。

但是任永寿急于功利，又劝吕大防即以所定吏额，在短期内将多余的吏员裁掉，得到同意后，还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交情，私下调整诸吏局次。

被排斥的吏员当然不平，跑去御史台向刘正夫诉不平。

刘正夫立即上章，弹劾任永寿等人冒赏徇私，不可不惩，御史台众官纷纷跟进。

任永寿等因此既逐，而被排斥的吏员们诉额禄事终未能决。

苏辙知道后上书：“之前后省所详定的方法，皆人情所便，非常容易施行。到了吏额房被改掉，皆人情所不便，执行起来最难。”

“且朝廷大信不可失，应当赶快命有司改为执行便利的方法，以安群吏之志。”

吕大防也知道大家不服，只好命都司再加详定，大略皆如苏辙前议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