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朝中孔仲武、张商英，依旧发起了对苏油的弹劾，认为战事一二阶段之间的停顿，导致了耶律淳及时调整军力，让伪朝太上皇和太子撤出了大同府，萧干撤出了中京道，让本应该更加辉煌的战果大打折扣，从全胜变成了逐寇，为大宋后续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正统朝携两道财富退入鸳鸯泺，在鸳鸯泺和滦河间的巨大区域内游击，这可是大麻烦。

这是战略级的巨大失误，必须由帅臣来承担责任，即便司徒功劳巨大，但是也掩饰不了这次过失。

因此御史台根据事实，发起对司徒的正式弹劾。

这个弹劾的时机也很巧妙，张商英抓住前方战事再起，不可能临阵易帅的时机弹劾苏油，有他自己的考虑。

既完成了台谏的分内职责，捞取名声，又不至于影响前方的战争，你好我好大家好。

果然，兵部尚书黄裳就首先指出这个

问题，司徒坐镇雄州，调运全局，两月之间打下的国土，是前蜀、南唐的总和。

前方帅臣的方略，后方不宜过多干涉。如今战事方炽，更不可临阵易帅。

虽然司徒上章将过失都揽在自己身上，但是战争就是这样，存在很多的偶然。

就算孙吴再世，诸葛重生，也不能避免敌人察觉己方意图，制定应对策略。

台谏的弹劾，明显过于苛刻了。

右相苏元贞指出，司徒持重之议，是在西军逼近大同，怨军全军反正的时侯发出的。

当时二种已经进军近千里，二折虽然进军七百里，但是朔应沿途，都是天堑。

怨军先叛萧奉先，再叛耶律淳，其性反复，不善加处置，折可大滦河后路难得安稳。

关于后路的安全，本就是每个帅臣应该关注的问题。司徒当时做出缓进的决策，本身是没有毛病的。

敌军调整部署，也是他们应对攻势的必然之举，现在大家当然可以用“失机”之罪弹劾司徒，但是当时谁能未卜先知？

若是司徒按照台谏的那套法子来，结果后路真的出了问题，那台谏是不是又该弹劾司徒“激进”之罪了？

群议纷纷，莫衷一是。

见章楶默不作声，赵煦问道：“小章学士，如何一言不发？”

章楶缓缓道：“臣适有所思。”

“所思为何？”

“臣思澶渊之盟耳。”

众臣都是大惊，澶渊之盟乃是大宋百年奇耻大辱，如今小章学士旧事重提，却是为何？

章楶这才说道：“寇莱公当时，岂为孤注之计哉？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安顺军，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岚岢军，则贾宗走之；寇瀛州，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

“诸路未定，轻军深入，故千里而厥上将军萧达凛。”

“真宗北狩，乃成和议。设若当时辽军如今日司徒这般，得一城拿稳一城，得一路拿稳一路。宋辽边界，岂止于白沟？”

“故其后真宗与北朝国书，言诸路勤王之师大起，和议非未大宋，亦为辽国，在中原拖延日久，我大军掩其后路，则北归亦难也。”

“萧太后经利弊权衡后，终于许和。”

“今日司徒进军之道，与当年辽军截然相反，这不正是他一贯持重谨慎的风格，也是陛下托之四路之重的根本原因吗？”

“按御史所议，大宋可能会获大利，但这个大利，却是用风险的增加为代价的。”

“成功固可比冠军侯、李卫公，功昭千古，为武臣之雄。”

“可万一失利呢？”

嗯，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大家都清楚，那就是高粱河，好水川了，我大宋别的没有，这样的例子不要太多。

最终朝廷决议，予以这次战争中发生的变化，不予追究，赵煦下诏要司徒再接再厉，把握兵机，力争全胜。

三月，庚辰，辽东释山林之禁，许民自樵采。

选士人赴汴京国子监就学。

高丽祐世僧统义天，大相国寺藏经院道衡长老，携僧团入辽东授讲经义。

设敷文馆印刷《十三经》，铸碑林于太学，各设“守经正讲”，传播儒学。

扁罐给闾山书院马人望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到辽东看看，然后出任敷文馆大学士和国子监祭酒一职。

信中不谈高官厚禄，只以士大夫崇仁尚义，捍卫文明的责任相激，还附送了一卷《伦理》的总纲。

马人望读后触动颇深，加上儿子马彬相劝，终于答应启程，先去辽东看看，再定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