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散笑道：“只要不是公务，大先生很平易近人的。看来贵使也是饱读诗书，应该和大先生谈得来。”

“教你个乖，你先去杭州拜访几位高僧，请他们通融，要见大先生，那就更加易如反掌。”

金悌高兴得躬身作揖：“多谢郎君指点，多谢郎君指点。”

张散抬眼望向西南，伸手一指天际一只海鸥：“看！这就到了！”

熙宁四年二月，高丽使节金悌抵达杭州，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苏轼。

杭州知州陈襄予以接见，然后送他启程前往汴梁。

壬辰，王安石请发售天下广惠仓田，为河北东、西、京东四路常平仓本。

考虑到陕西常平仓依旧充实，移陕西广惠仓售田收益为荆湖水利资本，赵顼从之。

之前，因为河北诸路马监牧马空地很多，因此朝廷特意设立屯田司，将良田万七千顷租给老百姓。

本意是收取租金帮助养马，结果河北屯田司即便在丰年都不能维系收支平衡，王安石干脆请求赵顼罢掉屯田务，化兵为民。

庚戌，因陕西路和永兴军路已经大行蜀钞，彻底罢废永兴军买盐钞场，以解盐之利作为薛向的江南发运本金使用。

辛亥，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书说本部峒首苛刻盘削百姓没有节制，蛮部众人都想归中原；辰州一名叫做张翘的商贾，也上书说南北江的大利。

朝廷派遣章惇知夔州，准备任察荆湖北路，经制蛮事。

二月的春风，吹遍了陕西大地，用苏油的话说，朝廷总算是开窍了，那还有啥说的，赶紧抓住机会，咱们分地！

后世有专家学者评论，大宋科举，考出来的人都是地主阶层，是地主阶级代言人，因为经过考证，其中来自占地百亩以上家庭的士子，占据了百分之七十强！

考据很仔细，但考虑并不全面充分，忽略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唐代均田制规定，丁男与中男，每人受田一百亩。唐初，唐太宗幸灵口，就是后世陕西临潼县境，见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

一丁三十亩地，引来皇帝亲自关注。

到了宋代，丁口土地标准大大降低了，这与人口滋长，国势日绌有关，除了蜀中，两浙，福建，其余地区一丁大概就在四十亩的水平。

一户两丁，基本是大宋最小的家庭单位了，因此将百亩家庭就算地主阶层，有点以今论古，偷换概念的意思。

宋代承唐制，不过税制开始有人进行地方探索改革，总体从以前的二十八税，渐渐归结为大体两门——田赋和丁银。

田赋一夫四十亩出米四石，也就是亩输一斗，从书面上看，实际上是相当低的。

而且就算是这样的田赋，实际上也收不起来，一般国家只能收上来三分之一。

为什么呢？因为农人其它负担太重了。

一夫四十亩，一年种得一年之食，苏油将之称为“温饱线”。

国家负担沉重的原因，就是温饱线下的人口，太多了。

而且越来越多的农人，因为兼并失去土地，只能靠租种生存。

租地利息，青黄不接，遭遇饥荒的时候，高达收益的八成，一般年景，是收益的对半，立刻将农人从“温饱线”打压到“饥饿线”上。

吕惠卿曾和赵顼谈及自家的收益：“苏州，臣等皆有田在，彼一贯钱典得一亩，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如两岁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钱，不过百五十钱。”

这就是苏油来到大宋后，看不起田地收益的原因，可龙里苏家两百亩地公田到现在也没有增加。

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就不是如此了，一亩放租收百五十钱，那我们搞个几千上万亩不就妥了吗？

吕惠卿的话在皇帝面前肯定打了埋伏，而且故意回避了事情的本质。

事情的本质是，宋代土地两贯一亩，一贯钱又能典出去，加上上层官员们的高薪，兼并起来实在是太轻松了！

苏油将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就还是用经济方法来解决。

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土地更不值钱，让兼并土地不挣钱！

种地是需要人力的，人力是需要成本的。

渭北，大量的耕地被携裹回陕西的夏人开垦了出来，他们本来就是河套平原上的农夫，同样面临着上层统治集团的残酷压榨。

有了先进的测量方式和开垦模式，镇戎军，德顺军，渭州北部，出现了大量的可耕土地。

苏油设计的家庭式立体耕作套养农业模式，固然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了副食品种类，以及禽畜产量。

但是无疑的，大大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平均人力成本。

这就是精耕细作。

对于小户来说，这绝对是巨大的福音，但是对于大地主们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这是一种巧妙而隐晦的劫富济贫。

加上各地农业技术的提高，苜蓿的种植，棚养的推广，养鸡养鸭养鱼的兴起，果树的种植，各种肥料的使用，以前的仅够养一丁的四十亩地，如今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陕西北部开发，到现在已经得田五万倾，结合科学耕作方法，可以解决十二万户贫困家庭的温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