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税制，分了丁银和田赋，田赋超过丁银，则交田赋，丁银超过田赋，则交丁银。

如今陕西土地丈量已经完成，大量的隐户流民被清理了出来，渭北一期移民扶贫工程已经完成，二期土地开发正在继续进行。

朝廷的保甲法，青苗法，经过陕西地区当地士绅们的建言献策，集思广益，做了一些改良尝试，如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在这种大好局面下，建议中书再接再厉，同意我们将改变陕西经济局面的触角，继续向上延伸——将陕西的丁银，折算到田亩之中，按田亩收取，不在按丁缴纳，以刺激陕西产生更多的人口。

以陕西丁口最繁荣时期，一百二十万丁为上限，以十年为期，争取增长到此数。

与之相应的，陕西路赋税到时候也同样会增长到此数，不过不再是来自丁银，而是来自田租，来自其它方面。

苏油重点提到，各地都有一种极伤天和的做法——“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

凡丁税太重的地区，都存在杀婴之风，这件事情实在与大宋宣传的仁政南辕北辙，既然陕西现在有了实施舍良法的基础，完全可以实施起来。

舍丁税地，在唐代就有部分官员进行尝试，在如今北宋的苏州，荆湖，也有官员也在摸索摊丁入亩。

它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完全掌握土地丈量统计数据，避免隐田的出现，同时，还要避免过多的免税田亩的出现。

税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摸索了很久，无论宋，明，清，都出现过很多问题，直到“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两条确定后，兼并虽然依旧盛行，但是已经不能影响到封建国家最重要的税收——农税了。

从此后，国家有钱了，这才是稳定的基础。

上亿两白银都说赔就能赔，相比之下，几十万贯岁币，连毛都算不上。

此举在明清施行，阻力非常巨大，因为明代国策是读书人免税，导致大量投效式兼并的发生，大地主完全享受免税带来的大福利，最后国家负担全部落到抗风险能力很小的自耕农身上，最后自耕农比例越来越少，国家破产。

清代初期也是如此。

如今的陕西，阻力小得多。

首先，北宋读书人没有免税的说法，只有官员才有。

其次，官员免税田亩有明确规定，虽然多占土地照样免税的现象非常普遍，但那毕竟是没有法理依据的。

第三，最有利的一点，宋代商税比例相当大，政府鼓励工商，甚至鼓励大宗海贸。

官员升迁，携带土产进京贩卖都是常态，以前在大相国寺，如今在万货集，甚至还开辟有专门场地给他们干这个。

这就让有识之士，将眼光投放到了土地之外的产业，而不是只有买地这一条投资渠道。

就陕西本地来说，上等户一直以来，缴纳的就是田赋，丁银改不改，跟他们没有关系。

对下等户和无地户来说，在苏油的努力下，他们正一批批一步步变成自耕农。以前的丁银，对他们来说就是勒在脖子上的枷锁，而到了现在，第一批分到土地的人，也就有了纳税的实力。

剩下还没被惠顾到的那些，名下没有田地，也就不用再交税，负担大大减轻。

对于中等户来说，他们本来就有地，精耕细作推广后，人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只要添丁不添银，无论男女婴儿，父母让他们存活下来几率更高。

可耕土地面积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会让相同的地区，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

就算达不到蜀中“千人耕万人食”的水平，但苏油相信，种种改良措施并举之后，陕西会如后世动乱之后那样，进入一个爆发式增长期。

三月，中书行文抵达，苏油正式接管陕西财政，军政，具有了唐代藩镇的实权。

这是赵顼和王安石对他的极大信任，前提就是苏油的七十名护卫全部来自赵顼亲自任命；所有部队派驻监军；以及陕西转运司，在中书剥夺其广惠仓积累作为荆湖开发之本一事上，保持沉默。

又是一次利益交换。

苏油权力一到手，立刻开始渭州畜牧业深加工，农业深加工，商州煤铁工业基地，秦州金铜矿业基地，蕃部食盐扩产等诸多支柱性产业的推进工作。

关中平原，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而萧关外的河套平原，迎来了一次人为的饥荒，西夏人终于在谈判桌上认怂了。

大宋以恢复岁币为代价，得到了石门峡的完整控制权。

和议达成当日，天都山就爆发了一场暴乱。

副将杀死都管沙罗思，与忠于梁氏的军队展开了混战。

得到大量西夏正军军器，旗服的大叛贼李文钊，伪装成西平府方向赶来的援军，杀入寨中，很快解决了战斗。

事后，李文钊释放了忠于梁太后的将领和士兵，并让他们给西夏朝廷带去一份《讨梁氏檄》。

檄文中将梁氏一族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们牝鸡司晨，大盗窃国。

号召西夏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反抗暴政，西夏，终当是嵬名党项的西夏！

同时认为自己应当继承祖上圣贤师富平侯的爵位，自任天都招讨都总管，宣布政治纲领——匡回国本，荡去妖氛，清澄血脉，明法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