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油只好点头说好,进了宜秋门,挥手让街坊们回去。
孙能对老师这份好人缘羡慕坏了,这娃以前就是人见人躲的浪荡子弟,地震中想喝别人一口粥被石薇打狗一样的打,就想不通苏油怎么能大咧咧从别人家往外拎猪腿搬萝卜,别人还开心得不行的样子。
苏油呵呵笑道:“当年刘邦见到始皇帝出巡那气势排场,羡慕地说道:‘大丈夫当如是也。’干臣啦,我却觉得,真正的大丈夫,是永远活在老百姓心里边那种。所以啊,没事儿串串门,说说话,搭搭手,从给街坊们留好做起吧……”
赵顼赏赐的宅邸还行,不过只有架子和简装。
这是个很好笑的事情,后人想到封建王朝,大官们肯定住着豪华的宅邸,其实那是辫子戏看多了。
写过《黄冈竹楼记》的王禹偁曾指出当时汴京的房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
苏油的赐第在内城,正是所谓的重城之中,双阙之下,这是重赏,是非常幸运的。
宋朝很长时间内都未建设官邸,京朝官只能自己租房子。
寇准一生曾两度入相,一任枢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每次回京觐见只得寄居僧舍或赁宅。
当时有名的处士魏野赠诗给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
一次,辽国使者访问大宋朝,在国宴上直接就问:“谁是‘无地起楼台'宰相?”——尴尬的是,这时的寇准已经被朝廷贬谪了。
当然这也不是寇老西儿没钱,这娃可是奢华了一辈子,只是觉得在汴京花一两万贯买房太不划算罢了。
真宗朝的枢密副使杨砺,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韩琦就曾经对仁宗禀报过:“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欧阳修调到京师任职,租住的是破旧小屋,一下大雨就浸水,愁得老欧阳诗兴大发:“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
但是也有聪明人,宋真宗朝宰相丁谓就算是一个。
丁谓当了宰相,投资房产的第一步,是在汴京水柜街购置了一块地皮。
因水柜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所以地皮价格很便宜。
然后老丁下令在集禧观里挖了一个大水池,作为市政工程项目。
不过这娃将挖出来的土用来垫高水柜街的地基,于是丁家的房子就可以建得又高又敞亮,也就意味着房产要升值了。
接下来丁宰相又向朝廷奏请,说如今汴京城繁华了,交通要道有些无法承担进出任务,请求开辟水柜街附近的保康门为交通干道。
皇帝准奏,于是,水柜街一下子就成了帝都汴京城的繁华地段,房价飙升。
而丁宰相的房子很“巧合”地处于新商圈的要害位置,早已经“据要会矣”。
因为操作太骚,所以被政敌记录下来,老丁名声暴臭,当时就被很多士大夫嗤之以鼻。
当然,政府对臣僚们住房问题也不是全然不问,朝廷也会对无房官员发放过“宅钱”“僦钱”,也就是后世的的“房补”。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大批流动人口,包括工商业者、兵士、游学学子等,造就了宋代巨大的房屋租赁需求。
所以宋代房屋租赁市场产业规模很大,在城镇中开设旅店、出租房屋者不计其数。
从政府、权贵宗室到普通百姓,乃至僧尼道观,全民投身其中。
老苏第一次带着大小苏进京,就是住在庙里。
不过主力还是官府,其管理机构称“店宅务”,是直属中央政府的专职房地产管理机构,盈利并非其唯一职责,主要还是照顾需求,且官民均可向其申请租房。
高官们倒还有足够的补贴,低级官员就苦逼了,有一位章伯镇的低级京官就曾在笔记里发过牢骚:“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
一位妥妥被房租压得喘不过气的工薪阶层月光族的苦逼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