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时，门口响起了一声轻笑：“三位，记录文字的东西，可不一定只有白纸素绢。看我找到了什么？”

三人一起向门口看去，却是张璪，手里拿着一个古朴的紫砂壶。

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同年登进士第，又在凤翔共事两年，关系曾经非常好。

后来张璪入京，曾经在同年面前表露出得意之意，苏轼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稼说》送给他作为赠序。

文章写得非常好，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

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也是如此，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最后文中说自己有个弟弟在京城，如果张璪进京后见到他，便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他。

这是苏轼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希望能与之共勉。

文章虽然好，但是语气却全是大哥训弟弟的语气，给了当时正意气风发的张璪一瓢冷水。

张璪的心胸可不宽宏，认为苏轼在蓄意讽刺他，表面上称受教，私下里却切齿，一有机会，立即疯狂打击报复。

所以说苏轼这一辈子就坏在了那张嘴上。

李定将紫砂壶接过来，一看又惊又喜：“这是……”

张璪得意洋洋：“这是苏油送给苏轼的茶壶，我在苏轼的行李当中搜检出来的，有了这个，我们便可以连同苏油一起弹劾！”

……

宫中，吕公著正在和赵顼侃侃而谈。

得知了陈世儒的结局，吕公著也是一声叹息：“士大夫之家，蒙祖上世恩，而不明道，不修礼，不进业，德能不孚，齐不了偌大家业人口，曾不如汴京三口小户，壶浆叫卖，也得终年。”

这话有些凄凉之意，但是却颇在理。

其实他这也是在委婉的劝谏赵顼。

吕公著的特点就是这样，他的话总是循循善诱，也总是让赵顼听得进去。

赵顼说道：“今日得李定提醒，已知大理寺贾种民奸弊，之前委屈吕公了。”

吕公著不以为意：“干请之事，臣本就有嫌疑，御史台，大理寺立案调查，制度上本来就是应当的。”

“不过祖宗设制度，尽有制衡，庶几政治清明。然法司，台谏，他们的制衡又在哪里呢？”

“不从制度制衡上予以解决，今日能有贾种民，明日未必就不能有张汤，郅都，周兴，来俊臣。”

“苏颂的德性朝野皆知，熙宁九年正月，苏杭灾患。在选任地方长官时，陛下称其仁厚，必能拊安吴人，命其知杭州。”

“再往前，苏颂因拒不草李定之诏被贬，陛下怜其外和内刚，决定再次启用，臣记得当时陛下就曾经说过：‘子容之德，朕已悉知。’”

“可是半年之前，舒亶以细罪弹劾苏颂，使其降职秘书监，出知濠州。”

“相比其过失，惩处不可谓不重，然舒亶尚不止，更诬告苏颂接受干请。陛下，御史台的决意，难道真没有一点是希从圣意，意图幸进吗？”

苏颂落职濠州，起因是因为一桩离奇的诉讼。

东京大相国寺僧人宗梵，控告自己的师傅——寺院的住持道隆大和尚，说道隆私下将寺院的粥钱支给了官员孙纯。

一封状纸告到开封府尹那里，苏颂调查案件之后，发现原来是道隆借过孙纯的钱，孙纯讨账时，道隆一时手头拮据，就用寺院的粥钱相抵。

孙纯遭到控告，马上将钱还给了道隆，两人约定另外的还钱期限。

道隆缺钱就是个笑话，不过大和尚喜欢理财，把钱都存了皇宋银行定期，尚有几日才到期，终究是舍不得那点利息而已。

因此苏颂认为这只是一桩小事儿，孙纯讨账本就没错，而寺院的钱募自民间，由住持支配，其实也没错，而且此事后果也并不严重，孙纯也纠正得及时，不能作为官员仗势欺人来处理。

于是判定徒弟宗梵无事生非，扰乱风气，以杖责罚处。

按照常理说，事情就过去了，却没想到不久之后又起波澜。

开封府一名城隍卒，竟然状告苏颂偏袒孙纯。

城隍卒就是城隍庙的看庙的小兵，一个小小的城隍卒就敢状告开封府尹，简直天方夜谭。

可是这纸诉状不仅上告了，而且成功了，还直接捅到了御史台！

舒亶亲自审理此案，最后发现孙纯与苏颂，竟然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