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制置使司的牌子被摘下，镇抚使司的牌子挂上去，王宵猎道：“来襄阳没有两年，衙门的牌子倒是换了几次。这牌子值不少钱呢，但愿这次挂久些。”

一边的陈与义道：“一块牌子值几个钱？衙门自然跟着观察的官职换。”

王宵猎道：“管的还是那些人，这官也没必要换来换去。对了，以后你们各有官厅，下面的僚佐要及时补充起来。现在我们衙门到处缺人，此事不可小视了。”

陈与义和陈求道一起称是。

进了大门，正中是王宵猎的官厅。里面几个文书吏。还有崔青等几个贴身将领亲兵。王宵猎一直想找个管理自己的公事文书的，只是没有合适人选。东边是陈求道主管的衙门，西边则是陈与义主管的。

仿朝廷格局，东边的是文官，主管治下各州府民政。西边的是武官，主管军事。

陈求道现在同样是镇抚使司参议官，官厅是东边的签厅。下面又设常平厅、学事厅、财税厅、审计厅，各厅下设几案，主管民政。陈与义的官厅是西边参谋厅，下设机宜厅、保甲厅、军械厅。

现在只是立起一个架子来，官员不齐，各厅的职事也不明确。没有参照，王宵猎也没有办法，只能在实践中慢慢完善。最重要的是有态度，王宵猎是要做事的。

朝廷定的镇抚使司的编制，是参议官一员，书写机宜文字一员，干办公事二员，镇抚使奏辟。王宵猎这里实际有三个镇抚使司，完全不管朝廷定的规矩了。参谋的地位比参议高，但没有编制，陈求道、陈与义和汪若海三人只能参照参议官。

现在王宵猎属下，陈求道管民政，陈与义管军事，汪若海管情报、间谍，兼知蔡州。统军大将则以邵凌、牛皋为首，下面曹智严、解立农、余欢等人。再下面，还有魏阳、薛成等统制。军队的训练、作战的组织由大将负责，陈与义管的实际上是动员、装备等。从组织上，类似于朝廷的政府和枢密院。

在院里转了一圈，王宵猎道：“衙门修整一新，着实是与以前不一样了。走，我们去江边酒家，好好吃上一餐！今时不同往日，手中有钱了！“

陈求道笑道：“说起来可怜。不是有大事，观察也舍不得到江边酒家去吃一餐饭。反倒是城里一些有钱的员外，为了显得气派，天天都在酒家里。”

王宵猎道：“民间有钱的员外，家财万贯，如何比得了？衙门的官员，不能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也不可能是天下最有钱的人。这是寻常事，比不了的。”

单说有钱，治下八州府，当然没有一个人能跟王宵猎相比。现在他是镇抚使，一方藩镇，治下收上来的钱都是自己的。但王宵猎要养军，要养官员，哪里能够想花就花。

对马车的分析，不但要有车辆的知识，还要有牲畜的品种、力量的知识。仅对于车辆来说，不进行科学分析，仅仅用简单的比较。现代载重的货车，都倾向于把一部分重力，分解一部分作为对动力部分的压力，从而产生向前的动力，这是两轮马车的特点。载人的车辆，则一般不会这么做，提高舒适性，这是四轮马车的特点。也就是说四轮马车的特点适合载人，两轮马车的特点适合载物。更进一步，还跟牲畜的力量输出是牵引力还是驮力有关。牛是牵引力，马是既有驮力也有牵引力，有不同区别。

这只是简单的类比，不是科学分析。实际科学的分析，需要的知识非常多。

历史的现实，中国在建国没有多久的时候，从苏联引进了三套马车。开发东北的时候，三套马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多人都听过三套马车的音乐、故事。苏联的三套马是四轮的，而中国引进之后就改成了两轮的。当时已经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技术人员完成，他们的选择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这个道理可能在理论上非常复杂，一般的技术人员也讲不清楚，但他们有实践。

实际上对四轮马车网上的议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倾向，更代表了文人的一个毛病。最初对这个问题进行议论的人，思想上比较西化，认为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上，与欧洲相比是落后的。真正进行科学的分析，他们实际上无法做到。所举出来的理由，大多都是初中、高中知识，实际连车轮都解释不了。比如最常见的解释，四个车轮能把车支撑起来，两个车轮无法完全平衡重力，四轮当然比两轮省力。实际上真实的车辆，恰恰需要这个重力，转化为向前的驱动力。

而文人有一个毛病，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问题，非常喜欢发表意见。对四轮马车进行科学研究，需要非常多的知识，是普通人不具备的。但对这个无法研究的问题，不知有多少文人，跟在最早提出此意见的人后面，又洋洋洒洒不知道说出了多少理由。直至一个错误的说法，成了一部分人的常识。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我们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胸怀。

用牲畜拉车，概括来说，四轮舒适性高，最好用来坐人。两轮则载重多，适合拉货。而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硬性规定官员的乘具不可以舒适性高。与其说中国用两轮，说明了中国古代发明不了四轮马车，不如说中国完善的挽具，更适合用两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