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经说过，朝廷有言在先，衍圣公和县令职权分开，衍圣公不得参奏旧城知县，因为这是山东按察司或山东巡按的职权范围。

孔尚贤仗着身份乱咬，要按以前朝廷敬着孔府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但遇到朱翊钧就出了问题。

奏章留中不说，朱翊钧在早朝的时候对孔尚贤进行了严厉的斥责。骂他辜负了嘉靖皇帝关爱他的圣恩，责令他只管好孔府、孔庙分内之事，其令再敢出孔府一寸，衍圣公就得换人。

孔尚贤从此消停了，孔贞教因皇帝撑腰，反倒嚣张起来，这些年孔府中人谨小慎微，唯恐被他捉了错处去。

在朱翊钧掌权大变法之前，明代的官僚体系是很有意思的，不能用后世的思维去理解。

若按后世人理解，巡抚管着知府、知府管着知县，一级对一级负责，中央朝廷如臂使指。

实际上不然，对于每个县辖区来说，除了皇帝，县令最大——因为县令和巡抚的权力来源一样，都是皇帝亲自任命的。所谓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官职高低，这是明代官场处理政务时必须考虑的现实。否则，七品给事中也不能让阁老都忌惮。

知府对县政只有协调、指导的权力，并无实际管辖权。从官员只对权力来源负责的角度来说，县令不听知府的，知府并没有好办法。他顶多上奏参劾知县，皇帝听不听两说——与后世县长选退要经过市委完全不同。

聪明些的皇帝一般都支持官大的。当然也有例外，这就是强项令所在多有的本质原因。

变法之后实施了“火耗归公”，这才从财权角度加强了巡抚和知府的权力。加上上级官府可以在司法案件上折腾知县，政令下达的阻碍才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总之，在县令立得住的地方，衍圣公这样的公爵，也得伏县令管——这就是“破家县令”产生的体制原因。孔贞教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衍圣公就老实多了。

因此，皇帝巡幸曲阜的钧令就一式两份，孔贞教和衍圣公各得到了一份——就两人的分工做了明确。孔府之内，归衍圣公府管；孔府之外，归曲阜县管。

对曲阜城的孔贞教来说，这事儿有点压力但不大——曲阜旧城没什么看头，新城里除了孔府、孔庙，其他地方皇帝哪有闲情溜达？把路修一修，沿途再做些表面文章即可。

得了令旨的衍圣公也能想到此节，忙召集衍圣公府诸官会议。会上衍圣公道：“本朝太祖以来，对咱阙里的待遇是一脉相习，越来越优渥。皇帝南巡，德州距离曲阜五百里，下一站聊城距离曲阜也要有四百里，还是要来祭拜圣人......可见祖圣遗泽，被于万世也。本次接驾，皇帝一家要把府、庙都看过，大伙儿自今日起，就要准备起来。”

其堂弟孔尚坦闻言道：“接驾银子何来？”

孔尚贤闻言脸色一黑。孔府虽称天下第一大族，但花销也大，攒不下银子。本家祭祀多不说，各种年节皇帝还要派人来祭祀，钦差花销大，各种体面也要银子堆砌。

因为圣人门庭，架势还得端着，商人乃四民之末，孔家做起生意来好看不好听。虽然地多，但土坷垃里能刨出几个银子？若管着曲阜城的税收，还能雁过拔毛周转开，可皇帝支持县令，衍圣公也没办法。

此时只好咬牙道：“只好挤一挤。咱们先列一列支出大头，府、庙粉刷一遍是要的，得**百两，宽点算一千两；如今春暖花开，到处要摆上花盆，堆砌些花样，这一项要五百两；府中垫道用的红毡买点新的，有四五百也就够了，偏殿地方用旧的刷洗刷洗......”

“这是当今登基以来第一次祭孔，如何能将就？”

衍圣公打个磕绊，听孔尚坦道：“此次皇帝巡幸，带着皇后和太子，一家子都来——行宫设在何处？总的按规制装饰装饰，这一项没有千八百下不来。要是住两天，各种幕次和招待也要几千，两三千哪够？一万两都悬。”

衍圣公听了牙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