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玉人，他手中可是有几件唐代玉人。

加上玉龙什么的，这也算是一个大系。

可惜，真正顶级的古玉器，他不太可能获得。

就算能得到，也肯定是通过非法渠道，到了他现在的程度，再做这种事情，就没必要了。

提到玉人，陈文哲再次开始回溯。

因为相比唐代稍微有点夸张风格的玉人，三星堆人像的形象更加夸张。

而出土玉人最多的，好像就是各种河流流域中的文化遗址。

像是红山文化，还有几千提到的一些文化遗址，几乎都发现过玉石作品。

当然，这些玉人当中，还是三星堆人像的众多特征，最是显眼。

这不是说，就三星堆的人像最特别，因为在其他文化遗址当中，也有发现。

比如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玉人头上，也有非常多的发现。

尤其是三星堆人像的耳朵等具体特征，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石峁文化石雕人头，都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所表达的都是神祖的意思。

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在其中，陈文哲看到了其他民族的一些元素。

所以，三星堆文化中，或许还蕴藏着一些中亚、西亚文明因素。

这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毕竟川都平原地处中西文化交流要冲之地。

汉代张骞“凿通西域”的背景，就是因为发现了从蜀地贩卖到印三、中亚一带的蜀布、枸酱、邛竹杖一类特产，才导致了汉武帝开拓“丝绸之路”的壮举。

何况，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由西亚、中亚引领的青铜文化浪潮，就通过疆和蒙地区传入了中原。

所以，紧邻疆省地区的古蜀川都平原，与外域的这种交流沟通，应该早就存在了。

只是目前的考古资料，还不足以形成这种文化传播交流的链条证据。

而这还就是陈文哲的机会，因为他可以通过三星堆发现的那些文物，看到当时古蜀人的活动场景，甚至是生活轨迹。

现在陈文哲已经知道，三星堆文化最初在川都平原，仅分布于中心遗址三星堆周围，基本不出沱江流域。

之后向南扩张，至三期即商代中期，或略晚时，已分布至岷江流域的川都市区。

但在这个时期，发现的遗址数量较少。

到四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时，分布范围略有扩大。

这一时期，遗址数量也有显著增加，并且呈现出三星堆和成都两个中心。

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狭小，说明其青铜金器制造技术，虽然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同商周比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所以，它先后臣服于商、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公元前2000年石家河文化衰亡后，相隔五六百年，江汉地区在早商时期，再次进人了繁荣期。

早商人群的大规模进入，促成了武市盘龙城早商青铜文化中心的崛起。

早商文化，由此对包括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和川省盆地在内的长江中上游地区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公元前2500～前1700年宝墩文化时期，川省盆地不见任何有关铜器铸造的迹象。

虽然在三星堆文化中期阶段，发现有可能与二里头夏文化存在一定关系的铜牌饰，却基本不见同时期的其他铜器。

这可以认为，当时青铜文化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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