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哲就是根据这“正十二律”,测试这一套金编钟。
甚至他还试着敲了一首《东方红》,虽然有点生疏,但是声音确实十分优美。
“不简单啊,这么一套金编钟,居然还能保存的这么好!”
看着眼前的这套金编钟,陈文哲也是十分感叹。
两百多年下来,除了之前在清宫之内的安稳,之后流入民间,想来这套金编钟,也经历过颠沛流离。
没办法,这么一套黄金编钟,谁看到都知道是好东西,谁看到都想据为己有啊!
所以,它们的每一位主人,都会精心保护它们,可能够流传到现在也真心不容易。
据陈文哲所知,辛亥革命后,宣统皇帝没了尊号,成了溥仪。
他蜷缩在故宫内,但每年的开支都需要三四百万两银子。
“清室内务府”为寻求“财源”,就设法转移变卖故宫的珍宝和财产。
1924年5月31日,经“内务府大臣”溥仪岳父荣源和绍英、耆龄与神都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签订贷款80万银圆。
他们规定期限一年,月息一分,须有抵押品交付盐业银行。
第一笔贷款40万银圆,抵押品就是16枚金编钟。
另40万圆的抵押品,则是八个皇太后、五个皇后的金宝(金印)、金册。
金册是黄金片上镌刻着册封文字,用金丝串成折页式册子。
其他还有金宝箱(金印匣)、金宝塔、金盘、金壶等。
另加上金器镶嵌珍珠1952颗,宝石184粒,玛瑙碗等45件。
当年,国宝出宫时,是由“公路局长”刘庆山在深夜押运的。
路线是出神武门(故宫后门,在景山大街),直接运到东交民巷盐业银行外库。
据以前的老档案记载,外库专派保管员(后升科长)邢沛农负责清点接收。
盗宝出宫的事,隔几天就在神都传开了。
后来提讯当年神都盐业银行经办人之一王绍贤(银行副经理)时,他说,我们为了转移目标,散布是霓虹正舍银行和山中洋行所为。
后来,邵飘萍主办的《京报》正式揭发(先透露的只是传闻)了这件事,但时间已是1925年2月间了。
此后的十年间,因溥仪无力还款回赎,金编钟一直保存在神都东交民巷盐业银行外库。
但后来去西河沿神都盐业银行调查时,账面上了无痕迹。
只是发现了该行业务科长,1930年7月23日一封自芝加哥寄给岳乾斋的信。
其中写到:“关于编钟事,前有销路。故欲知其价额若干,全套几件?……既知现有诸多问题,对于宣传须有缓进。”
其他还有“宁可暂为消极,亦不使风声外露。”
金编钟,国之瑰宝,而当事人的心迹,于此可见一斑。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神都沦陷于日敌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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