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下了？”记者适时追问了一句。

“倒下，然后牺牲了。”孙立恩沉默了几秒后说道，“他叫祁镜，牺牲的时候四十一岁，是一名在封城之前就来到云鹤市传染病院交流的外地传染病医生。他和另外四名医生，五名护士撑起了整个北五区四十八张病床，前后接诊了接近五十名患者。当他得知我是代表医疗队，来接管病区的支援之后，他猛地一放松，人就倒在地上了。脑干出血，抢救了一天，人没了。”

这个故事太过沉重，以至于记者都不知道现在自己应该再问些什么。但还好，孙立恩讲故事并不需要这位记者姐姐的引导。他已经陷入到了当时的那种情绪里，故事说的很顺畅。

“接管了这个病区之后的当天，我们就送了两名病人走。”孙立恩继续说道，“当时……我压力很大，很崩溃。当然，在我的队员面前，我还是个队长，是需要鼓励他们的人。我还不能表现出来，必须一次又一次鼓励那些情绪低落的队员，告诉他们‘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却不知道谁能来安慰我一下。”

“后来……治疗的效果逐渐开始有了，好几个生命体征不稳定的患者被我们稳定了下来。再后面，我们开始实验起了新的三联疗法。”孙立恩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其他什么人的故事一样，平静且慢慢的说道，“现在想想，当时支持我一直拼下来的主要还是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事儿——我们一车人在上完了夜班回酒店的时候，在路边碰到一个封闭小区的居民们正在唱国歌。那个歌声一遍又一遍，就连司机师傅也停下车，跑到路边跟着一起唱。我虽然年轻，但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那个场景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让人激动和振奋人心的场景。”

“我虽然是党员，是无神论主义者，但在那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从天而降，然后进入心里在鼓励着我们。”孙立恩低声道，“现在想想，我觉得……可能是在那一个瞬间，我们所有人都和当初写下这首鼓舞了无数中国人近百年的歌曲产生了共鸣吧。”

“其实这样的感动还有很多很多，我刚到云鹤的时候，为了让患者们和家人视频缓解情绪发了个微博。几个小时之后，我就收到了十几台云鹤市民捐赠来的平板电脑和手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多到我现在反而想不起来具体该说什么的地步。”

“后来……病区的情况逐渐有了好转，我们把患者的死亡率降下来了。第二批医疗队也抵达了云鹤，并且在楼上开设了北六区病房。我们的普通型和轻症患者都被转到了楼上继续治疗。而我带着医疗队的同事们去了鹤安医院支援门诊。”孙立恩的语气稍微轻快了一点，“在鹤安医院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现在全力运转起来的各个部门效率到底能有多高。前一天的时候，我还在和卫健委的同志提意见，要让患者们在候诊前有分诊、在进入门诊前间隔排队。第二天，这些要求就都被实现了——在物资和人力都这么紧张的时候，一天之内，所有的要求都被实现了。如果说听到整个小区都在唱国歌的时候给了我鼓励，那在看到完全不同的鹤安医院候诊分流体系后，我就开始坚信了——我们一定能，云鹤一定能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