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不冤枉的暂且放到一边，回了一趟诊室后仍然没有病人上门，孙立恩长叹一声，开始整理病例。整理病例这种事情，除了病例室偶尔会催以外，最主要的意义还是体现在学术和保险上。

是的，保险。商业保险的报销中，病例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社保当然没有这么多弯弯绕绕，凭借医生的诊断和开药，基本就能直接报销掉。但商业保险就比较麻烦，他们需要各种病例记录描述，并且还要带上详细的医生诊断证明。

孙立恩手头上的几个患者里，对于商业保险赔付压力最大的，就是杨建强和吕静安夫妇了。杨建强已经可以离开洁净病房，进入神经内科普通病房内住院治疗了。但他住了二十多天的ICU，而且还是等级最高的洁净加护病房。洁净加护病房的价格本来就贵，加上伽马刀的治疗费用，多次核磁共振和CT检查，甚至还有免疫抑制剂的费用，杨建强还没出院，治疗费用就花出去了上百万。

这对苦命夫妻虽然有些积蓄，但毕竟百多万对于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个小数目。两人购买的疾病保险虽然能够提前垫付相当一部分治疗费用，但后续的赔偿必须要有足够的医疗记录和证据才能支付。虽然吕静安还没来找孙立恩谈这个问题，但孙立恩还是决定把事情先做在前面——上百万的治疗费用能早一点被交付到两人手里，他们的经济压力就能小一点。

孙立恩现在能为这对可怜夫妻做的事情，也就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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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强的病例总结麻烦不光是麻烦在24天的ICU洁净病房入住上，为他特别采取的治疗方案，特殊的免疫抑制方案，这些都是“非常规”的治疗内容。而采用非常规治疗内容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要在回顾和记录的时候，在病例里附加上一大堆证明和记录文件。尤其是伽马刀治疗这个部分。

“李委员，我是孙立恩。”孙立恩到现在也没能拿到伦理管理委员会的相应许可证明，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直接给管理委员会的主委李萍打电话求助，“我想问一下，之前那个叫杨建强患者的试验性治疗手段的伦理许可下来了没有？”

“其他的三个委员已经签字了，但是普内科主任的签字还没有到。”李萍在电话里显得有些无奈，“陶主任这段时间很忙，他现在应该是在日本那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第四中心医院普内科主任陶谦是当时在电话会议中同意治疗的那位委员，由于上交到卫健委的许可上有陶主任的名字，因此在院内的程序上，那份至关重要的证明文件必须要有陶主任的签名才行。

“之前交给卫健委的签名，是我们专门让人坐高铁过去，赶陶主任在上飞机之前才签好的。”李萍很无奈的解释道，“那还是在他去沪市开会，马上就要去日本之前才搞定的签名。可就是因为工作人员疏忽，签名只有一份。”

不用细问也知道，为了让整个申请能够“过得去”，唯一一份带着签名的文件被上交给了卫健委。当然，这也是必然的事情。如果那份文件原件被用做了其他用途——比如病例整理，那四院可就要遭殃了。电话会议中伦理管理委员会同意了一项风险极高的放射疗法，并且没有及时将带有委员同意签字的文件交给卫健委备查。这简直就是在卫健委的工作人脸上甩飞龙——飞龙骑脸，你还打算有好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