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感觉则是书到用处方恨多。相对于早年间资料的极度缺乏,近些年的资料又丰富到令人发指,各种书籍报刊、影像资料层出不穷,有些是大同小异,有些是大相径庭。全抄进去吧?显得头重脚轻,而且有剽窃嫌疑。不采择进去吧?又担心内容有遗漏。把一大堆资料裁剪成言简意赅的豆腐块,还要折中各家的观点,保持前后体例一致,花费的功夫不比写个三两万字的文章更轻松!”
韩先汝连连点头:“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在著书、写论文时常常遇到的棘手问题,你能有这种感受,说明你已经一只脚迈进了学术研究的门槛。那你写完感觉有什么收获?”
江水源挠挠头:“其实能坚持写完这部三十万字的书稿,就是我最大的收获,虽然它可能非常幼稚,也可能错误百出,但毕竟写了出来。而且在写的过程中,确实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学到了很多以前不清楚、不明白的知识点,让我对四十多年来的国学论难发展有了个相对清晰的认识。”
“既然有收获,那你写完之后是否感到有什么遗憾?”韩先汝又问。
“遗憾当然有。”江水源没有讳言自己书稿中的不足,“最大的遗憾还是占有资料不足。国学论难才举行四十多年,参加最初几届比赛的选手现今也不过六十岁上下,应该都还在世,像访问他们补齐资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由于时间、能力、资金等诸多方面因素限制,这部分还是靠二手材料和自己臆想为主。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自己的史识不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应具有史才、史学、史识这‘三长’,近代梁任公在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又提出‘史家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把史德排在第一位。仔细想来,史德可修,史学可补,史才可学,唯独这个史识需要长期磨砺、名师指点,否则很难修成正果。但是史识又最重要,因为有才无识、有学无识都成为不了优秀的史学家。偏偏我在引领整本书的史识存在重大缺陷,注定这部书稿只能称资料汇编。”
韩先汝颇为嘉许地称赞道:“你能意识到自己和书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已经是成功的开始。至于你的书稿写得如何,我会仔细阅读,最后提出我的意见。在此之前,你可以回去把你书里自认为最新颖、最具要创造性的观点凝聚成两三篇论文,然后拿个我看看。
“不要以为论文好写!其实正常情况下,同等字数的论文含金量绝对高过一本著,因为著难免要交代清楚来龙去脉,兼顾方方面面;而论文只要突出你的创见并加以论述即可,里面全都是新东西、新观点,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写。我等会儿拿几本近现代著名学者的论文集给你看看,你回去不妨好好揣摩一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