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2月
一场大雪之后,隆冬的北京,早又一派冰雪世界。绿叶不见了,红花不见了,从楼顶到树枝、到地面,一色的银装素裹,耀眼明晶,单调到是单调了,但却纯洁了,可这纯洁却只是表相,任何嗅觉灵敏的人都能看到,现在的京城,事实上却早就是一片暗潮涌动,这四九城中的平静不过只是暴风雪前宁寂罢了。
政事堂国务卿徐世昌来到居仁堂拜见大总统,随行的还有左丞杨士琦,已经六十有余的徐世晶,面上早已呈现出老态了,一副疲惫像,眼神也显得不足。他素常不是这样,三十五年前,他和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世凯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后受翰林院的编修,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成为袁世凯的心腹谋士,两人一文一武,互为同道。
两年前,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时,徐世晶力辞太保,前往青岛观望时局变化,在青岛,他是处于“宁为袁世凯夺权,也不让权落孙中山手”的激奋中,拒绝规劝,毅然在半年前出山,当他再一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处于“袁氏天下究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的迷惑之中。“五十而知天命”,徐世昌转眼六十了,六十岁的应该知道自己的去从了,不会遇事慌慌张张,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现在不同,他是去面对一个央央大国的兴衰,对待亿万黎民的生死存亡,一失足不是个人的千古恨,而是国家兴亡。徐世昌是个读过圣贤书的人,三岁的娃娃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他这个知书达理的人不懂?
他懂,可有时候,并不是懂得一些事情,就行了,大约正是官大了。事多了,徐世昌的心思也多了。愁肠也多了。
做了国务卿之后的徐世昌,为了袁的统治,是费尽了心机的,每天按时到设于含殿后遐瞩楼的政事堂办公,各部公事。一切须经国务卿核准,各部长竭见大总统时,必要国务卿在座。国务卿比大总统还忙。当年一家京报曾作过这样的报导:
国务卿之忙冗,实不减于前清兼管部之军机大臣。据可靠消息。徐相国每日起身甚早,八钟后盥漱洗完毕,至九钟乃至总统府。至十钟入谒总统,议论国事,十一钟到政事堂办公,十二钟午膳,下午二钟休息。至三、五钟再起办公,直继续至十钟前后,日以为常云云。
徐世昌虽然如此鞠躬尽瘁,但袁世凯对政事堂的控制却十分严密,使徐难有所为。徐世昌暗下里对知己们说:“往日阁员入阁之初。多所发表,而实质上则多一事不能行。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余既未敢多言,惟择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勿行,行而有成效者善也,否者即恶也,视其结果何如耳!会纵讥予无所表见,”徐世昌说的大真话,别人听了他的“无所表见”之论,似乎看透了他的“无为而治”心地,最后,不能不说一句“徐世昌,天下最大的滑头!”做了国务卿的徐世昌,并没有能够像他表白的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为而治”也并非那么容易,就是他自认定的“无忧虑”的袁氏天下,也很不平静。很多预想不到的事,都在接踵而至,就像现在,徐世昌却不得不面对,究竟是应该顺大总统的意思辞职,还是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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