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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子诚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

如同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李子诚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吃苦耐劳的人……与表面上看起来极为西方化的、实际上骨子里却是传统中国的李子诚相比，财政部总长陈澜生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

1919年7月3日《纽约时报》放入书架《李子诚身边的人》放入书架

在四九城中，众所周知，与总统府所属五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信得过的人不同，国务院却是“能人内阁”，不偏一党、不偏亲信，唯一才能居之，而作为其中代表的却就是财政部总长的职务，在国务院所属五部之中，财政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财政是万政之本，万政之源，可以说，财政部是国务院平稳府院双方力量的核心，按常理，国务院应该委任一位“亲信心腹”作财政部总长，可让人始料未及的却是——陈澜生这个非国社党人，甚至都谈不上铁杆连云系的前国民党人出任这一职务。

不过对于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宣誓就任财政部总长的陈澜生来说，从他刚一出任财政部总长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国元年二月，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被交通银行股东会推为总经理。不久交通银行获得发行货币和代理国库的特权，与中国银行一起成为国家银行。交通银行开始恢复元气，并且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承担民国临时政府对外的汇兑业务，交通银行顿时成为中华民国最值得信赖的银行。

在权高位重的梁士诒原帮助下，交通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均超过传统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而更为重要的是，梁士诒为交行谋求了中央银行的特权——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而中行虽然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被改组为中国银行，并为中央银行，但官股占绝大比重，正副总裁由财政部任派，高层随政局变化而频繁更换，再加上梁士诒的打击，直接导致其业务发展逊于交行。

而更为致命的的是，在民国4年6月，就在李子诚宣誓就职的当天，袁世凯签署大总统申令，把交通银行正式定位为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中国、交通两行正式相提并称，二元中央银行的格局随之形成。对此，国内外的观察家们都看出，这是总统府给国务院的第一枝暗箭，作为中央银行的中行在人事、财权上受财政部控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同样无性可言。这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将为财政部所制，为国务院所有，对于拱手交出财政大权的总统府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为了钳制国务院，同样也为了具备一定的财政基础，以交通银行为中行，形成两元央行却成为总统府掌握部分财权的解决之道。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