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其中也有些原因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这时正是知青返城的时代。

说起这知青的返城，则是从78年底知青开始请愿79年初通过并陆续开始返城的，要知道这时知青下乡的政策已经执行了二十几年，总共有一千八百多万的知青，就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全涌进城里，然后十分碰巧的军队又开始裁员，于是这城里的无业游民就达到了空前的数量。

国家稳定这种事说起来其实也简单，如果每个百姓安居乐业都能吃得饱穿得暖，那做奸犯科的事自然就少。但是如果社会上有大量的找不到工作饿肚子的人，那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暴发出来了，比如黑社会、悍匪、走私、投机、诈骗等等，这时的中国就处在这个时期，而且还大有俞演俞烈的势头。

也正是因为这样上级才会针对经济犯罪展开一次全国范围的打击活动。当然，这仅仅只是开始，因为紧接着到83年也就是明年就会展开第一次“严打”了。

这些政策从大的方向上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中国太大了，再加上公安部门的素质在这时还有待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还保留着十年时的作风，查案并不是严谨的讲究证据而是“想当然”，于是自然就会出现许多错案和冤案。

比如在这打击经济犯罪的过程中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工作组经过一户盖着三层的小洋楼，就会想这人不搞资本主义能盖得起这样的小洋楼？！没说的，查！在这楼房里什么也搜不到只搜到几捆废弃的电机线圈，于是就坐实了“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的罪名。（注：该事件为温州线圈大王事件，85年平反。）

这也正是我交待杨厂长要“低调行事，并且搞好群众关系，以及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补足税款”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不交待“与当地政府及公安部门搞好关系”吧……要知道这打击经济犯罪的其中一项就是打击官僚主义作风及“走后门”、“走关系”，在这个时候去“搞关系”，那不是嫌命长了？！

杨厂长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他不用我明说也知道由我这样一个人说出来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挂上电话不久，电话铃声又想了。

我接起来一听竟然就是刚刚挂上电话的杨先进……

“是这样的！”杨先进说：“刚才我回答公司发展一切顺利，其实并不顺利，只不过我以为我可以解决，所以就没打算告诉营长。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低调行事的话只怕就没法解决了，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向营长汇报下！”

应该说杨厂长的考虑是对的，在这非常时期下当然要事事小心。

只是能让杨先进这么为难，而且还是在先进公司已经步入正轨的时候，只怕并不是件小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