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李百药在儒林的影响力就恢复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响力,与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一致,并且还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中土儒林是中土贵族官僚的根基所在,儒林在学术上的理论和观点,与中土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彼此需要,互相影响,共同展,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的、以学术文化为基础的豪门世家不但能够延续千年,还能始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土命运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兴贵族和低等世家与这些级豪门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时,这也是中土统一后中央集权制度改革最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记载历史以来,中土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理论,尤其自汉以后,政治制度与儒学理论的相辅相成就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违背的天道法则。
汉武帝实施集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学则以“大一统”、“天人感应”和“以德治国”等新思想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保驾护航”。然而,自魏晋以来,中土陷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王朝更迭就如走马灯一般迅,门阀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权制,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失去了“市场”,中土文化进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时期。在这种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还是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的大一统。
现在,先帝、圣主还有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统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后是实施政治制度改革,试图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以中央集权制代替门阀士族制度,但依照历史经验,若想完成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以“君权神授”、“天命论”为基础的儒家学术理论。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不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时代,更严重的是,在三教相争中,外来的佛家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同源同流的儒道两家联手都未能击败对手,反而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
当然了,随着中土疆域的大一统,随着政治制度大一统的明朗化,随着“大一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大一统”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适者生存,凡顺应潮流者必将生存,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则,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适应时代,适应“大一统”的改革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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