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答道:“张师傅,普通百姓,如果来钱的门路少,他们会控制花钱。除了最基本的食盐、棉布之外,几乎不会再采买其它货品了。
就算是棉布,在自家种棉采麻、纺纱织布之余,也只是补买部分价廉物美的棉布。”
张居正点点头。
大明的大部分百姓,都还处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状态,粮食、棉麻,基本上都是自产自足,除了食盐等少部分必须的生活用品,真得很少再与外界发生贸易往来。
这种生产低下的小农经济状态下,百姓们勉强能吃饱穿暖,但是你要他们服各种徭役,就要了命了。
不管是押运粮食,还是修桥筑城,需要抽调出家里的壮劳力,还要自带干粮,负担极重。
要是出县服徭役,更加要命了,三五个月回不来,家里的农活帮不上不说,自己吃穿还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明朝中后期,随着积弊沉疴越来越多,朝廷运作的成本越来越高,税源却越来越少,使得各种杂役摊派越来越重,敲骨吸髓,各地百姓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
饱受程朱理学思想教育的士林文官们,面对肉眼可见的国困民穷趋势,束手无措,只能来回地强调德治仁政,动不动就上疏,百姓太苦,这个摊派应该免,那个赋税应该减。
他们博得清名美誉,在任的户部尚书却跳着脚地骂,减免你奶奶个腿!
这也减,那也免,你们的俸禄怎么不减免?
清流们发出反驳,太祖皇帝也就给我们定了那么点俸禄,还要减?信不信我上吊给你看?
吵了半天,文官们又盯上了宗室。
我们忍饥挨饿,这帮家伙还吃得这么肚圆体宽,就凭他们姓朱?要饿肚子大家一起饿肚子!
吵闹扯皮了上百年,文官里终于出来几位大聪明,想出一条鞭法。
我们把所有的正杂徭役外加摊派,全部折成银子。
从某种意义说,正杂徭役也属于朝廷向百姓征收的一种税,只不过百姓们是以劳动力的方式进行支付。
现在折成钱银来征收,地方和中枢都愿意,因为这大大简化了收税流程,完全符合儒家删繁就简的要旨。
至于百姓们能不能筹集这么多现钱,暂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历史上全面推行一条鞭法的万历年间,许多百姓们无法足额缴纳现钱的税收,户部和地方官员只好用折中,恢复以往的旧例举措,让百姓们以实物抵折。
所以在《万历会计录》里可以看到,大明的国库又成了杂物铺。
看到张居正理解自己话里的意思,朱翊钧继续说道:“穷户少买,富户多买。乡民少买,市民多买。
相比之下,富户肯定比穷户在钱财方面要宽裕;市民肯定比乡民容易获得现钱。既然如此,我们就通过商品附加税来调解百姓的人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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