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河西与大宋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调和的。

每年平白向大宋缴纳重税，河西商贾在大宋行商不断的被打压，河西的货物在大宋卖出的价格根本就不能同在其他国家的售价相提并论。

就这样，大宋朝廷还在拟定更高的税收来限制河西的货物，这一点直接的反应到河西的制造业上。

要知道现在还是封建时代，物资还是相对匮乏的，大宋一边需要河西的货物来丰富他们的市场，一边又要打压河西的货物这本就不合理。

宋廷以高昂的税收作为对河西商贾的限制，同时那些有“背景”的商贾通过各种手段低价从河西买下货物，再高价贩卖给大宋的百姓。

这些大宋商贾的背后可都是一个个显赫一时的家族，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正追求更加暴利的攫取方式，而这也是当初叶安培养起来的资本。

普惠商号在河西已经不存在了，但在东京城，在大宋依旧在皇帝的支持下存续，只不过这个商号已经变成了皇帝与权贵之家赚取利益的工具。

赵祯不允许叶安成为河西的“圣人”，而那些权贵之家则不允许河西商贾在市面上不断的降价以占领市场。

商业上无法战胜竞争对手，那就在其他地方打压，若是连政治上的打压也无用了，那就采用最原始的手段，暴力的去侵吞或是毁灭……

范仲淹在庆历三年的改革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这些年叶安一直在关注范仲淹的改革，眼看着两年时光过去，从一开始范仲淹与赵祯的雄心勃勃，再到现在的君臣猜忌，叶安总算是见识到了保守势力在大宋的强悍。

其实从庆历三年开始，范仲淹的“新政”改革就已经遭到各方反对，而至庆历五年的这短短三年时间里，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出外”。

各项改革废止，这场轰轰烈烈，以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改革彻底“夭折”。

赵祯是个守成之君，但却绝不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君王。

在面对保守派强大的反扑时，他必定会选择妥协，因为他的为君之道便是平衡，左右不过是个“稳”字。

所以从范仲淹来信开始，他便一次又一次的警告范仲淹，“天子之心乃改革之本，万勿操之过急，切勿信之过甚！”

物价的变动，招工的消息，甚至还有读书人对政策的解读等等，于是报纸便成为河西百姓获得消息的重要来源，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看报。

而大宋对河西的种种不公也被曝光出来，一首影射朝堂的《雁南飞》让河西上下对国朝产生了无比剧烈的抵触情绪。

人就是这样，一旦自己努力换来的一切被旁人所掠夺，心中的不公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就算在以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现在也会觉得天大的不公，由此滋生出不满来。

大宋的朝廷本以为河西的百姓会站在国朝这边，毕竟他们占据了汉家正统，千百年儒学的影响使得他们立于不败之地。

但可惜的是，河西民智以开，最让姚松等人想不到的是，无数的学子涌上街头，大声疾呼着：“朝廷的不公，奸佞当道，佞臣误国，苛政施压，害我河西！”

一时间从凉州府到新疆府民意沸腾如火，就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来。

此时来自大宋四京之地的儒者也已抵达凉州城，于是一场关于朝廷不公，奸佞当国之说甚嚣尘上。

此番种种让姚松等皇城司官员措手不及，这些人在不了解所需的情况下居然大肆攻击河西的时政来。

更要命的是四京之地的所谓“大儒”不尊事实，开口便指责河西只顾自己，不顾朝廷天子，不尊王，不攘夷，重视商贾，胡改儒学。

但他们指责的这些在河西反而是百姓们公认的良政，是惠民的善举，而河西的农税在不断的减免，商税没有波动，如此一来高下立判。

更姚松等人气的牙痒痒的是，这些所谓的“儒学大家”并不看河西的实际情况，依旧是抱着四书五经以及儒学中的固有思想，指责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说河西的格物之学就是匠人之学，是上不得台面的奇技淫巧；说过河西重视商贾，乃是本末倒置，有祸国殃民之兆；说河西没有尊王之重，有的只是类同外夷之风。

更要命的是他们居然说河西能有今天完全是朝廷和天子的功劳，与河西官府毫无关系，百姓要懂得感恩朝廷和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