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谁都很难幸免,包括这个孩子。
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眼看就要失落正觉的孩子。
因为,我快速地成了一个地道的上海人,不仅以优秀成绩高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最难考的高校,而且领略了一座西派大都市的生态默契。此后我还会学习很多课程,接受很多理念,涉足很多竞争。我似乎已经踏上了一圈圈不断往上旋转的楼梯,在好奇、兴奋、专注中步步攀援,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迷路。
我有可能变成各种“人物”,只是,再也不可能变回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我会永远地失去那种目光、那种声音。
没想到,一场灾难改变了这一切。
突然之间,我无法学习那些课程了,无法接受那些理念了,无法攀援那个楼梯了。一切都归零,什么也没有了。
这就是我在快到二十岁时遇到的“*****”,使干净的童年走向深刻。
父亲被关押,叔叔被害死,全家八口人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而我是大儿子,必须把担子挑起来。其间,我和全家老少,受尽了难以想象的身心屈辱,却又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希望。
掌权者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
当时,我周围很多人都被这种“走马灯”转晕了。这是一种最可怜的情景,天天听报告,夜夜学文件,时时有期盼,人人都心慌。正是在这种浑浊的漩涡中,我的表现让大家非常吃惊。有两位熟人后来写回忆文章说,我在几度带头对抗全部失败后,完全撤退,只在远处冷眼旁观,除了照顾家人,就是埋头英文。
我为什么会这样?回想起来,那是因为突然降临了太多的拥挤、太多的欢呼、太多的怪异、太多的虚假,让我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境遇。那个孩子不也是在拥挤街道的欢呼声中,伸出头来发现真相的吗?我童年时代播下的“初元正觉”,重新复苏。
童年时代的目光,纯净而冷静。因此,他们说我“冷眼旁观”,并不夸张。种种“外惑”的邪光都是有热度的,我当时埋头英文是想借用一顶外国草帽,来遮断那些邪光,让冷眼始终是冷眼。
首先看不下去的,是那一堆不符合身边事实的大话。
当时的大话,铿锵豪迈,气势如虹。大意是:环视全球,唯独我们最好。贫困的小国水深火热,等待着我们去援助;富裕的大国气息奄奄,等待着我们去埋葬。
对此,我的冷眼提出了疑问:我们最好?那么请问,我的父亲关押在哪里?我的叔叔掩埋在哪里?什么地方能找到可以让我们全家老少活命的口粮和寒衣?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免遭批斗和抄家?
接着看不下去的,是那一堆不符合语文课本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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