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是绕舌的一群。中国以诗国著称,诗歌在中国,如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状态。在古代,中国的为官者,几乎没有谁不会写诗,他们中产生了许多大诗人,像屈原、宋玉、鲍照、庾信等等。这情形在唐宋两代犹为突出。在唐有张九龄、王维、柳宗元、元禛、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等;在宋有王安石、晏殊、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等,都是诗坛中雄视千古的人物,同时又都是高官。同以上这些人相比,杜甫官职卑微,所谓工部,比之如今,充其量是个处长级别。但论诗不论官,何足挂齿的小官并不妨碍他获得“诗圣”的地位。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十分优秀,但同时又极尽虚荣之能事,凡事都要夸张。譬于圣人,全世界获此封号的,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咱中国多。周公旦是中国政治家中的第一位圣人,孔夫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有“万世宗师”之美誉。另外,诸如书圣、草圣、诗圣、棋圣、艺圣、画圣、歌圣等等,不一而足。发展到当世,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产生,实乃是远古生民图腾崇拜的余绪。圣人是崇高的,不可企及的,我辈仰望,窃窃惭愧自己的愚笨。可是站在这杜甫草堂中,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何这草堂,从来没人称它为“诗圣草堂”而要直称为“工部草堂”?连道圣人的头衔,还敌不过一个级别卑下的工部员外郎?
二
公元758年冬,从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弃官流浪的杜甫,携家带口来到成都,借寓于浣花溪畔。翌年春,在友人的资助下,在浣花溪上游选了一块地,盖起了几间茅屋。这便是最初的杜甫草堂。杜甫在这里住了三年零九个月,写下了两百四十多首诗,在他死后,草堂数度易主终成废墟。直到一百多年后,来成都做官的晚唐诗人韦庄,在浣花溪畔找到了草堂遗址,缅怀先贤,他在遗址上头盖了一间茅屋,这是后人纪念杜甫的第一座建筑。又一百七十年过去,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位名叫吕大防的进士仕宦锦城,在再度倾圯的韦庄版的草堂遗址上又一次重建,这一次规模略大,其壁间绘有杜甫遗像,供人瞻拜。半个世纪后,已是南宋初年,时任成都知府的张焘来到浣花溪边,面对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历时四月而成。经过这次修葺,草堂渐有气势,大殊于从前。元明改朝换代之际,草堂毁于战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这次规模更为宏大。自此,终明一朝,草堂修葺扩建了七次,亭馆祠堂,曲水园囿,草堂已成胜景。明末,张献忠入蜀,杀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总督蔡毓荣履任成都,联络四川布政使金凌、成都知府冀应熊倡仪重修。清代累朝扩建五次。民国期间,地方人士筹款对草堂中的工部祠与诗史堂进行了重建。新中国成立后,草堂成了杜甫纪念馆,成立了管理处,向游人开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们所见的草堂建筑群,为清嘉庆十六年重修所留下。这穿逗式的居居建筑,典型的川西风格。层轩累阁,华堂丽庑,清流散绮,雨浥红蕖。此般景象,华贵有如王府,与诗人的故居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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