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据我所知,唐朝也不是完全不重视商路之利,从官民皆商的大社会风气来说就可见一斑,但似乎一贯以来是秉持着重北轻南的态度,重西域而轻南海,历代朝廷的注意力,也是更多是放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战、臣服的武功和荣耀,以及在与安息、大食、吐蕃这些传统国家,争夺掌控大西域势力范围,丝绸之
益上。
对广州的重视,也仅仅是三国两晋以来历代因循旧例,仅仅看做一个南方重岁入的富郡,以及番国来朝的一个登陆口岸而已,除了在官本位上,肥缺所能带来的收益外,对如何拓展和发掘其中权益,从上到下,都是兴趣乏乏。
而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因素的海路,对远在数千里之外北方的朝廷中枢来说,大部分时间内,只是作为一个能够提供珍奇物品和增加逸事趣闻谈资的,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
但根据那位广州职官冯崇道,为了迎合我收集域外风情物志的爱好,专门委人寄回来的历代广州府志旧籍,却让我大大吃了一惊。后世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多数都把眼光放在南宋以后,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之后发展,到唐末黄巢烧屠广州之前,这段时间,作为南海第一口岸广州,也曾有过一段极其辉煌的时代。
当时东西方海路,以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地理特色,形成了东西方海路的自然分界。
东段海路,从中土最南端的广州一直到红海海峡,可以说都是属于唐船的天下,因为唐船营造技术先进,船只巨大(最长可达二十多丈),而载重多经出现的水密仓、罗盘、可调节的多桅风帆等先进航海科技的应用,使得唐船抗风浪而续航能力强地优势。无人可及。
以当时往返日本的遣唐使为例,从扬州出发顺风顺水也不过六个日夜,往新罗则更快只两天,至于那位的倒霉孩子鉴真同学,纯粹是因为效法前辈玄奘偷渡出关的壮举,偷偷摸摸的去日本,没办法光明正大的找合适的船只,又运气不好。遇上点风浪就吃不住了。
因此,唐船在海贸的竞争中也有着先天地优势。见诸记载的海路航线,最远已经西抵赤土(下埃及地区),丹丹(又称努比亚)、南达婆利(又称马礼,今索马里岬角),摩伶(北埃塞俄比沿海)。拔拔力(也门亚丁湾)等国。
因为这些国家常年相互征战攻打不止,大量人口成为对方的俘虏和奴隶,因此中土的昆仑奴(黑人)贸易,主就来自这些地区,而摩伶国的马撒瓦港,就是其中重的出口地。
而最早见于中国记载地昆仑(黑人)诸国之一殊奈国的使者,从马礼国的桑加亚港出发,到安南都护属交趾国行程只用了三个多月。
而过了亚历山大的西段,则属于阿拉伯和拜占廷两大势力的海军激烈争夺的天下,但自从二十多年前的君士坦丁保卫战中。阿拉伯世界十几万海军精锐,在瘟疫、寒流、和希腊火的多重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后,一直没能恢复元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依托占领的罗得岛、西里西亚等地区为跳板,以小股海盗船、走私船为单位的,对地中海沿岸国家进行地侵扰寇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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