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现在张居正重提《起居注》，魏广德和吕调阳都是对视一眼。

明朝皇帝，或者说中国历代大部分皇帝，其实对《起居注》都不怎么上心。

起居注兴起于周，春秋时期随着记史理念的成熟，对帝王言行的记录才开始从礼乐活动向其理政活动方面扩展。

两汉时期，开始将相关档案、记录独立成文，即《汉着记》。

到东汉后期，“起居注”这个词才正式出现于历史中。

《起居注》发展这么缓慢，主要原因是西周之后，帝王们普遍不重视这个东西。首先，随着“礼崩乐坏”以及“凭拳头讲道理”，礼乐规范对王朝、社会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相应的君王相关活动的教化作用也日趋于无，坚持相关记录的动力自然就不足了。

其次，古代帝王基本都是轻易不见臣下并且不向臣下直接表露观点。

主要目的是通过难以被亲近和琢磨，营造神秘感，进而去增强皇权的威仪。

而记录皇帝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这种神秘感，所以帝王普遍不热心或者抵制这个。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因为皇权开始式微了。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门阀”让皇帝们不再高高在上，也不在神秘。

为了维护皇权，皇帝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为自己找补。

所以之前不被重视的《起居注》，又被皇帝们拿出来榨取价值。

通过将自己的言行成典，来彰显和强调自己的地位。

这一时期《起居注》的重视度被提高，记录皇帝在祭祀、孝道、国政方面的“高大光辉”流传世人，也就是皇帝做表率。

不过，就在《起居注》或能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历史进入唐朝，而大唐在立国初期就爆发了一件大事儿，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弑兄逼父、篡位的丑事。

为了解释自己十恶不赦的罪行，他帮他的父皇重新整理并修改了“日记”，为他的所作所为寻找理由，李世民也是煞费苦心，营造出一种被迫自保的形势。

当然，对于读书人来说，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但是“玄武门之变”也是他不能洗刷的污点。

之后的皇帝又纷纷不待见《起居注》了，因为李世民为《起居注》扬名，结果却是遭到读书人唾弃。

两宋时期，虽然仍是专职专撰各任皇帝的《起居注》，但记录成文后需先交由皇帝“斧正”，然后才能送入国史馆存档。

而且新皇登基后，再把先帝的《起居注》检查修正一遍也成了惯例。

明朝承袭前朝旧事，在立国之前已经设立了起居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和朝廷大事。

然而，到了洪武九年，起居注的品秩在短短六个月内被两次降低，这可能表明当时明太祖对起居注一职已经有了不满，并在考虑其废存问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