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们一开始，当然要以因果报应、转世轮回来解释，这些官员不纠缠于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到底存不存在，直接就反问：

既然因果前世注定，百姓今生命运已定，那么，要朝廷何用？

是不是百姓可以不缴纳租庸调、不服劳役？

是不是不需要朝廷修路搭桥，改善民生？不需要兴修水利、抗洪救灾、赈济灾民？不需要操练军队，清剿贼寇、抵御外敌？

是不是说父母官可以不理事务，不体恤治下百姓生活疾苦？不用劝课农桑，不用教化百姓？

是不是朝廷应该罢铜钱，好让大家把铜都用来铸造佛像以示虔诚礼佛之心？

各种发难，不离一个意思：既然今世已注定，那么朝廷就不需要存在了？

一连串的问题后，傅奕来了个总结：这些问题，你们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提问者一开场就把话题扯到这种地步，在场高僧还有信佛的官员，谁敢直接说“是”？

首先那些信佛的官员不敢这么回答，不然就是逆臣；其次，那些高僧也不敢这么回答，否则就是妖僧。

所以，他们众口一致说朝廷行仁政是积德，和佛祖普度世人的做法类似。

天子勤政爱民是积德，父母官爱民如子是积德，官军保护百姓是积德，官府兴修水利、铺路搭桥、赡养孤老同样是积德。

只有今生积德，才有好来世。

所以，答案当然为“不是”。

面对回答，主张罢佛的官员又问：天子要勤政爱民，父母官爱民如子，官军保护百姓，官府兴修水利、铺路搭桥、赡养孤老，是否该征收租庸调和商税、矿税？

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很明显，高僧们只能说（选）“是”。

于是第三个问题出来了：僧尼不缴纳租（田租）调（户调），不服劳役又不缴纳免役钱（身庸），算不算是皇朝子民？

答案同样只为“是”或“不是”之一。

没人敢说“不是”，然而，回答“是”之后，傅奕等人的嘲讽来了：

这些人不缴纳租庸调、商税、杂税，不服劳役、兵役，有何资格和守法百姓相提并论？有何资格享受官府的庇护、官军的保护？

免（减）租庸调、劳役，必须是规定品级以上官员才享有的特权，当然还有科举中选的读书人（按减免优待制度实行），立下军功的将士。

僧尼不事生产，不缴纳租庸调、服劳役，不服兵役上阵打仗，不为天子分忧，凭什么享受这种待遇？

嘲讽之后，第四个问题来了：是不是百姓只需要剃度出家，或者为寺庙务工、务农，就可以免租庸调、劳役？

以明德元年来朝廷制定并实行至今的各种政策，这种问题，高僧们谁敢回答“是”？

傅奕等人接下来一连串的问题，答案全都只能从“是”或“不是”中选。

现在，报纸上用大幅版面将这些问题列出来，同样也将参与辩论的高僧、官员之回答列出来，读者只要识字，就能很明显的看出形势：

反对罢佛的人们，面对发难似乎“理屈词穷”。

杨济看着看着，不由得长叹一声。

天子好手段，通过傅奕等人的发问，把那些擅长辩论的高僧耍得团团转。

佛教的宗教理论，本来自洽性（自圆其说的能力）就很强，可以说高僧们个个都是辩论高手，所以中原自古以来，爆发的十余次佛道大辩论，佛教胜多败少。

杨济知道历史上在蒙元时期，又爆发了佛、道大辩论，这场辩论规模空前、规格最高、影响深远，在辩论中败北的道士及其弟子们，被朝廷强令剃度出家为僧，而无数道家经典付之一炬。

可以说，单就辩论而言，佛门子弟的战斗力是位列前茅的，不怕发难，因为他们总有本事把逻辑圆回来。

结果现在遇到了“是或不是”。

辩论对手发起的攻势，佛门子弟只能从“是”或“不是”之中选择答案，空有一身辩术却无处使出来。

杨济认为这根本就不是辩论，而是居心叵测的问答陷阱，他不认为只有自己看得出来。

但天子是以阳谋来给佛门子弟下套，甚至还广而告之，不怕有识之士看出来。

因为这陷阱设置得十分巧妙，甚至一开始就占据了绝对的道德高地，让所有人看了，都明白其中含义，也不好说不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周境内，天子为什么要把非士、非农、非工、非商，不承担国民义务，不缴纳租庸调、服劳役、兵役的僧尼，当做自己的子民来爱护？

上一个这么做的梁武帝，不得好死，无数梁国百姓家破人亡。

所以，身为臣子的傅奕等人要问一句：爱民如子的天子，为江山计，为天下百姓计，为何要善待你们这些僧尼？

如果僧尼是非国民，是不是要离开中原，或者，缴纳必要的费用、承担必要的义务？

不要扯什么不敬佛就要下地狱的鬼话，你们只需回答：

是，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