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中国选择官员，有人主张选贤，有人主张任能。比如汉朝，高祖二年刘邦下求贤令，里面就有“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求贤令，说的很清楚，就是选贤。发展到后来，成了汉朝的察举制。察举制败坏，成为实际上的世家贵族共治制度。到了隋朝改为了科举制，科举制经过改造之后，到了宋朝基本完善，成了官员的主要选拔方式。

文彦博曾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不奇怪，实际上从刘邦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后世的人拿这句话来讽刺宋朝的官员，实际上是不得要领，有些莫名其妙。

宋朝之后，蒙古入主中原，带来了大量游牧民族的习惯。在政治上，皇帝与士大夫，或者说帝权与皇权的制衡消失。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除了宰相，皇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到了清朝，皇权再次增强，大臣甚至成了奴才。

历史上常说，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政权开始，中国就有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强，相权越来越弱。甚至有人说，宋朝是群相制，就是皇权增强的表现。

客观地讲，宋朝的相权不弱，只是在北宋单个宰相的权力弱了。但作为总体的政事堂宰执，权力是非常大的，远不是后来的明清可以比的。到了南宋，更加出现了许多权相，有些不正常了。

后世的人研究中国历史，经常讲大趋势。自汉之后两千余年，经常用一句话，概括历史趋势，而后把各个朝代套进这个趋势里面。如果有套不进去的，就说是历史的特例，甚至是历史的反动。比如随着历史前进，中央集权越来越强，皇权越来越强。比如随着历史发展，民间商业越来越发达，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比如随着历史发展，赋税越来越货币化，货币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等等。

为什么这样是趋势呢？大多讲的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外国学者的理论，或者是意识形态，又或者只是少数大学者这样认为。到底历史趋势是什么？不能真信。

王宵猎记得，自己前世曾经有一次学位答辨会。一个学生上去，做的是农机普及的研究。一开始就讲，建国之后多么困难，改革开放之后，有什么飞速发展。下面的教授们听得目瞪口呆。有人实在忍不住，告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机事业实际上有了很大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要么就是原地踏步，要么就是大规模后退。直到两千年后，才又重新发展。这才是事实。

这件官服挂在这里，有能力的人来做。升迁的路线就在那里，贤德的人升官。这是王宵猎选择的办法，不同于前世，也不同于后世。

听了王宵猎的详细解释，一众官员不由都怔在那里。

过了许久，陈求道道：“官员任能，如何任能？朝廷是靠科举，我们靠什么？”

王宵猎道：“我想了很久，还是发现科举是个好办法。问题在于，科举考上来的人，朝廷对他们的培训不够。一过了殿试，就释褐为官。之后培训简陋，几个月后，就出去做实职。死读书的人，怎么就一下子知道怎么做官了？这样显然是不够的。我想，以后要把科举跟培训的学校结合起来，让中举的人不但文词清选，熟知经史歌赋，还要有实际的吏能。按照各自所学成绩，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

陈求道道：“什么样的学校？”

王宵猎道：“我们的军队是以军校为核心，培养各级军官。官员也是一样，不但是要科举，还要进专门的培训学校去学习。学会了本领，再派到实际岗位。里面教什么，实际不要太担心。我们有实际的官员，也有政事记录，先教着就是。开始教的不好，慢慢改进，总会好起来。总而言之，以后的官员，先要有穿官服的能力，才会真地去做那个官。穿上官服之后，不好好做事，就有奖惩。”

说到这里，王宵猎对陈与义道：“参议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会说要为你建个大衙门了？因为以后，最少在我们这里，对官员的监察会非常重要。只要当了官员，就要面对监察。这种监察，不再是以前那样简单，而是方方面面。以会官员的收入应该很高，地位也很高，监察也会更严！”

官员是精选出来的人员，用后世的话说，是社会的精英。既是精英，自然就该有精英的收入，不能够亏待了他们。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要这样的的社会地位，就要面对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