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机制性原因，是对于社会热点的牵引。

社会热点的形成，由事情的性质决定，但也需要有人牵引。牵引者，应该是具有人文良知和科学精神的社会精英。传媒，本应是这些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媒介。传媒之“媒”，正是由此得义。但是，事情有时会发生戏剧性的翻转。大家有没有听到过社会上有些“媒人”做着做着突然眼睛一亮，忍不住“反媒为主”，自己做起了新娘或新郎？传媒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比媒人还高，他们刚刚做了几次媒介，就把自己当做了专家学者、言论领袖、思想精英，还信心满满。

不错，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传媒人士通过多年悉心学习也具备了专家学者的资格，但那在比例上只是极少数。我所见到的那些信心满满的传媒人士基本上还不是，他们一般总是太热闹、太繁忙、太装扮、太浮滑，没有用功学习的时间和心境。其中有些人已经在传媒上侃侃而谈十来年，一直信息灵通、反应机灵，但在思维等级和审美悟性上，几乎毫无进步可言。对于一个普通的个人，十来年没有进步不算什么大问题，但他们却占据着这么大的视听窗口，这似乎不太合适了吧？

也有一些学者，本应成为传媒采访的对象，但由于传媒太容易出名和得利，他们也渐渐“传媒化”了，慢慢熟习了传媒间一切表演、作态、造势、夸张、寻衅的手段，由他们来牵引热点，同样堪忧。

一个理想社会的公民，应该拥有不被牵引、不被骚扰的独立性。但是我回顾自己的一生，青年时代是满耳满眼的阶级斗争宣传，中年时代是满耳满眼的输赢竞争故事，现在是满耳满眼的低级民粹笑闹。这一切都是强加的，直接的强加者，就是传媒。

久而久之，传媒所制造的一个个社会热点，成了民众的一所所学校、一门门课程。结果如何，自不待言。

第三个机制性原因，是对舆论道义的包揽。

这就碰撞到精神价值层面了，其间的负面作用更为显著。

传媒很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亚法庭”、“亚教堂”、“亚裁判”，被广大民众企盼、等待。有些传媒为了显示这种功能，还会随意寻找批判目标，而受害者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传媒当然也有可能遭到法律起诉或同行异议，但那只是偶尔受挫，他们会以更密集的言论、更持久的背向，让受害者永远是受害者。

多数传媒人士即使没有害人的故意，却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品德修炼，更没有思考过如何避免传媒“轻于大道，重于大声”的恶习。因此，他们大多随波逐流、同声附和。尤其是现代，传媒获得了新技术的强大支撑，带动着以前无法想象的巨额资金和权势博弈，更容易失去道义底线。在很多传媒人士看来，舆论道义全在手上，升沉荣辱只凭操作，左右逢源皆是生意，推波助澜即成潮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共4页